“切尔宁，我们必须现实一点，”卡尔一世的声音带着与他年龄不符的疲惫和焦虑，“德国人看到的是一把匕首，一个战略支点。而我，我看到的是一个救生圈，或许是为我们这艘正在沉没的船准备的最后一个救生圈。”
他走到一幅哈布斯堡王朝的古老地图前，手指点向了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那片帝国东部、居住着大量罗马尼亚人的富饶山地。“罗马尼亚人的进攻让我们失去了特兰西瓦尼亚的大部分，尽管我们的将军们正在夺回，但民族主义的幽灵已经被释放，再也无法装回瓶子里。即便我们收复了失地，那里的罗马尼亚人也不会再像以前那样顺从了。”
然后，他的手指向东滑动，落在了比萨拉比亚上。“这里，必须成为我们的补偿。这不仅是为了弥补领土和威望的损失，更是为了压制罗马尼亚的领土野心。如果我们将比萨拉比亚掌控在手，那么任何‘大罗马尼亚’的梦想都将破灭。布加勒斯特的政客们将永远无法声称所有罗马尼亚人应该生活在一个国家里，因为很大一部分罗马尼亚人（比萨拉比亚居民）将在我们，而不是他们的统治之下。这是一种预防性的征服，为了帝国的未来生存。”
切尔宁伯爵，一个精于算计且悲观主义的贵族，完全理解皇帝的意图。但他看得更深。“陛下，您的智慧超越了许多军人。”他谨慎地说道，“然而，德国人也盯着这块肥肉。我们必须提出令人信服的理由，为什么行政管理权应该归于维也纳，而不是柏林。”
卡尔一世眼中闪过一丝决绝：“理由就是，这是我们参战的底线。德国需要我们的军队来维持东线的稳定，需要我们的合作来管理这片多民族地区。我们可以承诺给予他们一切的军事便利，但民事管理必须由我们负责。这是我们重建帝国威望、弥补损失的唯一机会。”
皇帝的想法并非一厢情愿。在维也纳的战争部和大总参谋部，一份编号为“b计划-东方”的绝密文件已经起草完毕。这份文件远远超出了军事占领的范畴，它是一份详尽的、冷酷的人口工程蓝图。
文件的核心是“民族重组”（Ethnische Reanisation）：
1. 精英置换：计划在占领后立即启动“识别与迁移”程序。比萨拉比亚地区的罗马尼亚族知识分子、教师、教士、官员和任何潜在的民族主义领袖，将被系统性地识别出来，并强制迁往特兰西瓦尼亚或帝国其他内陆地区。目的是斩断当地与罗马尼亚的文化和民族联系，消除未来的反抗核心。
2. 殖民与忠诚：与此同时，计划从帝国境内（主要是波希米亚、奥地利本土和已经人口减少的边疆地区）迁入忠诚的德意志裔（Volksdeutsche）和马扎尔裔移民。这些移民将获得被没收的土地和财产，成为帝国在新的领土上统治的支柱，确保该地区的长期忠诚。
3. 分而治之：文件还建议利用当地复杂的民族构成（除了罗马尼亚人，还有大量的乌克兰人、俄罗斯人、保加利亚人、犹太人、加拉茨人等），挑动他们之间的矛盾，防止他们形成统一的反奥阵线。给予某些少数民族有限自治权，以换取他们对维也纳的效忠。
奥匈帝国的算计，因此比德国更加复杂和内在脆弱。它既需要与德国合作以获取战利品，又极度担心被这个强大的盟友吞噬。它渴望新的领土，却又无力独自消化。它的计划充满了帝国晚期特有的、绝望的强制性同化色彩，试图用19世纪的手段来解决20世纪的民族主义问题。
第三节：萨尔茨堡的默契——权宜的同盟
1917年5月，在奥地利风景如画的萨尔茨堡，德奥双方的最高层军事和政治代表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会场戒备森严，会议记录被列为最高机密。这不是一场庆祝胜利的盛会，而是一场艰苦的利益分配谈判。
德国代表团由鲁登道夫实际主导，他带着柏林明确的指令：军事优势必须掌握在德国手中。奥匈代表团则由总参谋长阿尔茨·冯·施特劳森堡将军带领，他的任务是尽可能为维也纳争取实际的管理权。
谈判的核心矛盾在于：德国不信任奥匈军队的战斗力和管理效率（奥军在东线和意大利前线的糟糕表现有目共睹），但需要奥匈的军队来填充战线；奥匈则迫切需要一块领土来证明自己尚未退出大国行列，并弥补损失。
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一种基于现实主义的、精妙的权力分配模式终于达成默契：
1. 军事通行权归德国：德国获得在比萨拉比亚乃至整个罗马尼亚境内无限制的军事通行权和驻军权。所有铁路、公路和港口的军事调度优先满足德军需求。这意味着，这把“匕首”的刀柄牢牢握在柏林手中。
2. 行政管理权归奥匈：作为交换，奥匈帝国获得了比萨拉比亚的民事行政管理权。包括税收、司法、邮政、教育等内部事务，将由维也纳指派的总督府负责。这满足了卡尔一世表面上的主要诉求，给了哈布斯堡王朝一个挽回颜面的机会。
3. 混合占领与制衡：在具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