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幕降临，科瓦奇在摇曳的煤油灯下撰写报告。钢笔在粗糙的纸张上滑动：
“第二步兵团捷克营士气低落，但并非不可靠。士兵们抱怨配给不足和歧视性待遇，建议与德意志人单位混编以提高士气并促进语言同化...”
笔尖在纸上停顿良久，墨迹在句尾晕开一个小点。科瓦奇眼前浮现出白天那些捷克士兵的面孔——他们中有些人已经服役三年，从加利西亚的雪原转战到喀尔巴阡的山隘，失去了战友、健康和对帝国的信念。
最终，他划掉了后半句，改为：“建议加强监督，必要时采取纪律措施。”
帐篷外，雨又下了起来。科瓦奇仿佛听见士兵们在泥泞中辗转难眠的声响，还有用十一种语言诉说的乡愁与恐惧。他拿出珍藏的家族照片——布达佩斯的宅邸、父母庄重的面容、妹妹灿烂的笑容——所有这些都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
传令兵的身影再次出现在帐篷口：“上尉先生，三连报告已经完成阵地推进。但是...但是他们在前进过程中遭遇友军误击，两人轻伤。”
科瓦奇闭上眼睛，感受着疲惫深入骨髓。多语言的战壕不仅是前线的现实，更是整个帝国的隐喻——人们比肩而立，却听不懂彼此的呐喊与呻吟。
奥匈第四集团军补给仓库，埃米尔·沃吉契卡中尉捂住鼻子，试图阻挡腐烂食物散发出的恶臭。这位年轻的补给官面前堆放着数百箱发霉的面包和变质罐头，一群士兵正机械地将这些“食物”装车运往前线。
“这是最后一批了，”仓库管理员面无表情地说道，同时微微耸了耸肩，似乎对这件事情并没有太多的感触。他的脸上流露出一种难以言喻的神情，既像是在表示歉意，又仿佛带着一丝冷漠。
沃吉契卡瞪大了眼睛，满脸怒容地指着那堆已经发霉的面包，声音因愤怒而略微颤抖：“你竟然让前线的士兵吃这些东西？这简直就是谋杀！”
管理员嘴角泛起一抹冷笑，毫不退缩地回应道：“中尉先生，您恐怕是刚刚从军事学院毕业不久吧？在现实世界里，情况可没有您想象的那么简单。如果您觉得这些面包不好，那您是否更希望前线的士兵们彻底断粮呢？”
这样的场景在奥匈帝国军队中司空见惯。陈旧的铁路系统无法满足现代战争的需求，腐败的后勤官员经常倒卖军用物资，民族对立导致补给线频频遭破坏。前线的士兵们往往只能获得标准配给的一半，有时甚至更少。
当沃吉契卡骑马回到师部时，发现科瓦奇上尉正在与炮兵指挥官激烈争吵。炮兵上校冯·贝格曼的脸涨得通红，挥舞的手臂几乎打翻桌上的咖啡——那是一种用烤大麦和橡子代用的苦涩液体，被士兵们讽刺地称为“皇帝咖啡”。
“没有炮弹，我的炮兵无法提供有效的火力支援！”贝格曼激动地说，“我的士兵们正在用1912年的训练弹进行校准！”
科瓦奇冷静而疲惫地回应：“我已经三次请求增援弹药，但集团军司令部说所有优先权都给了德军。我们在东线只是‘辅助力量’。”
沃吉契卡插话：“食物补给也严重不足。根据我的记录，士兵们每天只能获得800卡路里的食物，不到标准配给的一半。有些部队开始搜刮战场上的阵亡士兵口粮。”
三人陷入沉重的沉默。远处德军防区传来火车汽笛声——那是满载弹药和补给的军列正驶向德军阵地。相比之下，奥匈帝国的补给列车常常迷失在复杂的调度系统中，或者因为某处桥梁被破坏而延误数周。
“知道吗，”炮兵上校突然说，声音里失去了先前的怒火，只剩下深深的无力感，“我们的炮弹产量只有德国的三分之一，而我们要供应两倍长的战线。波斯尼亚的兵工厂仍然在使用上个世纪的机器。”
沃吉契卡拿出补给记录本，纸张已经被雨水和手上的污渍浸得软塌：“这是上周的统计：请求步枪子弹三百万发，实际到位八十万发；请求野战炮炮弹五万发，实际到位一万二千发；请求食物货车二百辆，实际到位四十五辆...”
科瓦奇突然一拳砸在桌子上，震得地图上的标记棋四处跳动：“够了！这些数字只会让人绝望。我们需要的是解决方案，不是更多的统计数字！”
帐篷外传来手风琴声。一些塞尔维亚士兵正在演奏《塔莫远方的》的旋律，哀伤的曲调在战壕间飘荡，与雨声交织成令人心碎的背景音乐。
沃吉契卡轻声说：“至少音乐不需要补给。”
但所有人都明白，饥饿和短缺正在一点点瓦解军队的战斗力。当德军士兵享受着充足的补给时，奥匈帝国的士兵们却在饥饿和寒冷中坚守阵地。这种不平等不仅削弱了身体，更摧残着士气。
那天晚上，沃吉契卡在煤油灯下修改补给记录。他的手颤抖着，墨水滴在纸上像黑色的血点。他将实际到位的物资数字提高了一倍——发霉的面包变成了“新鲜面包”，生虫的饼干变成了“高标准军粮”，锈蚀的弹药变成了“保养良好的武器”。
他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