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贝尔格莱维亚区，弗伦奇私邸， 雨水像机枪子弹般击打着窗户。弗伦奇的书房里，壁炉里的火熊熊燃烧着，橘红色的火焰舔舐着橡木镶板，投下摇曳的阴影，仿佛在墙壁上舞动。桌上摆放着三样东西，每一样都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把韦伯利左轮手枪，它静静地躺在那里，枪管因为那天的粗暴对待而微微变形，金属的光泽在火光的映照下显得有些黯淡。这把手枪曾经是弗伦奇的得力武器，但现在它却仿佛失去了往日的威严。
紧挨着左轮手枪的是基钦纳的调令，调令上的字迹清晰可见，用红墨水写着“紧急”二字。这张调令建议弗伦奇转为后方总指挥，远离前线的战火。然而，对于一个身经百战的将军来说，这样的调令无疑是一种耻辱。
最后一样东西是前线战报，战报的纸张已经有些褶皱，上面详细记录了德军在伊普尔突破防线的情况。第7师在这场战斗中伤亡过半，损失惨重。弗伦奇紧盯着这份战报，心中涌起一阵无法言说的悲痛和无奈。
书桌上还放着一杯威士忌，琥珀色的液体在玻璃杯里微微荡漾，散发出淡淡的酒香。弗伦奇端起酒杯，一饮而尽，让那股辛辣的味道在喉咙里燃烧。他的目光再次落在那把手枪上，想起了1899年在南非的莱迪史密斯，那时的他还年轻，充满了勇气和决心。
在那场激烈的战斗中，他曾经用同型号的韦伯利左轮手枪，从布尔人的包围圈里救出了十二名伤员。那时的子弹是射向敌人的，而不是自己的太阳穴。他回忆起当时的场景，心中充满了感慨。
“懦夫的选择。”弗伦奇对着空荡荡的房间说道，声音在寂静中回荡。壁炉里的火光似乎也在回应他的话语，把这句话变成无数回音，在空气中久久不散。
电话铃突然响起。弗伦奇任由它响了十七声才拿起听筒。
约翰？是基钦纳的声音，我刚收到霞飞的电报。德国人正在向海峡港口推进。
弗伦奇的目光落在窗外。雨幕中，一个浑身湿透的报童正在街角叫卖晚报，头版标题赫然写着《马恩河奇迹拯救文明》。
给我二十四小时。他最终说道，然后挂断电话。
钢笔在调令上划出深深的墨迹，那个黑色的像两把交叉的刺刀。在文件空白处，他写下：
我将返回法国。我的士兵还在那里。
落款时，一滴墨水滴在纸上，像极了勒卡托地图上那个被鲜血浸透的十字路口。
英吉利海峡，hmS号驱逐舰，北海的寒风像剃刀般刮过甲板。弗伦奇站在舰艏，看着加莱港的轮廓在晨雾中渐渐清晰。港口的起重机像巨人的手臂，正在装卸又一批棺材——这次是松木的，因为橡木已经用完了。
基钦纳像幽灵般出现在他身旁，递来一个银制扁酒壶：最后一次机会。我可以让船长调头回多佛。
弗伦奇灌下一大口威士忌，酒精灼烧着喉咙的感觉让他想起战壕里劣质的朗姆酒：不，我不能。
为什么？基钦纳罕见地流露出困惑，内阁已经批准你转为后方指挥。黑格随时可以接手前线。
海鸥在头顶盘旋，发出凄厉的叫声。弗伦奇的目光追随着其中一只，看着它俯冲进血色的晨光中：因为那些孩子...那些我送去死的孩子们。他们的鬼魂会跟着我，无论我躲到哪里。
他转向基钦纳，突然扯开制服领口——锁骨下方有一道丑陋的疤痕：1899年，布尔人的子弹从这里穿出。军医说距离心脏只有半英寸。手指移到太阳穴，现在这里也有颗子弹等着我，但不是自己给的。
基钦纳没有再说话。两人沉默地望着远方，海峡对岸的炮火闪光像夏末最后一场雷暴。
法国佛兰德斯地区，英军前线指挥部，1914年10月1日
当弗伦奇再次踏入战壕时，士兵们都震惊地看着他。他们发现，这位元帅与以往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那双曾经充满骑兵将领特有的狂热的眼睛，如今却冷若冰霜，仿佛北海的海水一般。而那些在参谋会议上常常脱口而出的粗俗笑话，此刻也被精确到残忍的战术指令所取代。
然而，只有弗伦奇的贴身副官卡特少校知晓其中的真相。每晚九点整，当指挥部的其他人都去休息后，弗伦奇会默默地做三件事情。首先，他会仔细检查那把韦伯利左轮手枪的六发子弹，确保它们都处于最佳状态。然后，他会对着勒卡托的方向，缓缓地倒上一杯威士忌，仿佛在向那个地方的敌人致敬。最后，他会专注地在地图上，用红色的铅笔，仔细地标出第二天要进攻的德军阵地，每一个标记都显得那么果断而决绝。
10月3日凌晨，卡特偶然发现元帅站在地图前，手枪没有对着自己的太阳穴，而是抵在标着德军第27预备军团的位置上。
告诉他们，弗伦奇头也不回地说，明天拂晓进攻。全部火炮，最大射速。
当卡特转身要走时，又听见元帅轻声补充：还有...告诉士兵们，今晚可以双份朗姆酒。
窗外，秋雨开始落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