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鑫在电话里说了句，“叔叔，今天部长找我了，说把我调VIP服务中心，后来，又说调我去协调部，您说…”“你自己觉得自己适应哪个岗位？你直接决定，决定好了就直接同你领导说！”电话那头沉默了。过了一会，他又说，“对了叔叔，还有件事要跟您说一声。”“你说！”“小孟又来找我了，给我道歉…”王晨冷冷地说了句，“我发个地址给你，你现在过来。”半小时后。湖西区朝阳街道某夜宵店包厢。大家坐在一块。宋纲那个朋......“哎哟喂，你们这些当领导的……”她猛地一拍桌子，茶杯震得跳了起来，水泼了一桌，“嘴上讲人道主义，心里早把人当抹布擦完了！他死了，你们倒清清白白坐在这儿数落他？他干了二十年乡镇干部，哪回防汛不是光着脚蹚泥？哪回征地不是挨骂顶雷？现在他倒下了，你们倒翻脸不认人了？——好啊，那咱们就去省里告！去中央信访局门口跪！我看你们这红头文件敢不敢盖章，敢不敢发通告，敢不敢让全省人都看看，一个替组织扛事的人，死后连块像样的墓碑都立不起来！”话音未落，会议室门被“砰”地撞开。不是工作人员，是两个中年男人，衣衫皱巴巴，袖口还沾着没洗净的泥点子。其中一人左手缠着渗血的纱布，右手攥着一张揉皱的A4纸；另一人背着个褪色蓝布包，肩头磨得发亮，眼角全是干涸的泪痕和血丝。两人胸口别着白花，花还没完全绽开，花瓣边缘已泛黄卷曲。全场静得能听见空调出风口细微的嗡鸣。肖江辉下意识站起身，但没开口。徐市长端着茶杯的手停在半空，杯沿微微一颤。王晨却没动。他盯着那张被攥得发软的A4纸——纸角露出几行手写体字迹：“灌中乡南坳村李大柱，2023年11月向乡政府递交《关于危房改造补助款被截留的实名举报信》”，落款日期是案发前十七天。那男人往前一步，嗓音沙哑如砂纸刮过铁皮：“我叫李大柱。我老婆，死在卫生院输液室门口。不是病死的，是等报销单等了六天，血糖低晕倒，没人扶，头磕在水泥地上，颅内出血，抢救三小时，没救回来。”他抬起缠着纱布的手，抖开那张纸，啪地拍在会议桌上，震得茶杯又跳了一下。“她临走前，攥着这张纸，说‘柱子，你再跑一趟乡里，就说……就说我们不求多，只求把钱打到账上，好给娃交学费’。”他顿了顿，目光扫过乡党委书记爱人那张涂着淡粉底、眼线略显晕染的脸，又缓缓移向徐市长：“徐市长，您刚才说，老肖同志是因感情纠纷和社会纠纷被报复。对。可您知道，他把我家危改款卡在手里三个月，理由是‘材料不全’；可我补了七次材料，他签了六次‘待复核’，第七次直接说‘系统坏了，下个月再说’。您知道，我老婆最后一次去乡里，是他把她叫进办公室，关上门，在窗台上摸她手，说‘只要你听话，钱马上到账’吗？”空气凝固了。有人喉结滚动，发出咕噜一声。乡党委书记爱人脸色霎时惨白，嘴唇翕动，却没发出声音。李大柱没看她，只把目光钉在王晨脸上：“王主任，您是省委来的。我听人说，省委最讲理。那我问一句——一个干部，用公权逼良为娼，用公章当遮羞布，拿老百姓的救命钱当零花钱，最后被人砍了，这算不算因公？他是不是该被追认为烈士？还是……该被钉在耻辱柱上，让后来人看清楚，什么叫‘权力失守’？”他身后那个背蓝布包的男人忽然开口，声音低而钝：“我闺女，去年考上县一中。录取通知书贴在堂屋墙上，第三天就被乡里通知‘因户籍信息存疑，暂缓入学’。我去查，乡派出所户籍员说‘老书记说了，这家人爱闹事，先压着’。我闺女，今年十四，现在在镇上裁缝铺踩缝纫机，一天挣四十二块六毛。她书包还在床底下，没敢扔。”他解开蓝布包，从里面掏出一个洗得发白的旧书包，拉开拉链，轻轻倒出一叠纸——全是试卷，语文、数学、英语，每张右上角都用红笔打着鲜红的“98”“97”“100”。最后一张是模拟考作文题：《我的理想》，开头写着：“我想当老师，因为老师不会把学生拦在校门外。”纸页散落在会议桌玻璃板上，像一片片无声坠落的雪。王晨终于动了。他没看任何人，只是慢慢伸手，拿起最上面那张试卷，指尖抚过“我的理想”四个字，又慢慢翻到背面——那里有一行铅笔小字，被反复擦拭过，仍隐约可见：“爸爸说，只要我不闹，学校就让我回去。”他喉咙发紧，却没说话。这时，一直沉默的宋纲忽然起身，走到李大柱面前，深深鞠了一躬。不是官场式的、三十五度角的标准礼，而是九十度，腰弯到底，额头几乎触到对方沾泥的鞋尖。“李叔，对不起。”宋纲声音很轻，却异常清晰，“这份歉意，不是替谁道歉，是我个人，替我过去三年在市委督查室写过的所有‘情况属实、已责成整改’的回复单，替我转发过的所有‘群众反映问题已办结’的通报稿，替我签字盖章过的所有‘无不良反映’的干部考察材料——向您，向您妻子，向您女儿，向今天在门外喊着要见领导的每一个人，鞠这一躬。”满座哗然。肖江辉猛地转头盯住宋纲，眼神惊愕又复杂。徐市长放下茶杯，杯底与瓷碟碰出清脆一声响。王晨抬起头，第一次正视宋纲，眼底有什么东西沉了下去，又浮了上来。就在这时，会议室门又被推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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