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联系了几个在上海的中国学者——那些既了解西方，又保留中国文化立场的学者，想听听他们的看法。

    她知道，这篇报道可能不会被放在头版。

    在纽约的编辑们更关心战局进展、盟军动态。

    一篇关于中国知识分子思想辩论的报道，大概率会被塞在国际版的角落。

    但她还是要写。

    因为作为一名记者，她敏锐地感觉到：这场看似“文人的空谈”，可能正在塑造中国未来的精神底色。

    而一个拥有独立精神的中国，对美国、对世界，意味着什么？

    她不知道。

    但正是这种未知，让她兴奋。

    就在艾米丽奋笔疾书时，地球另一端，美国华盛顿。

    白宫西翼的一间办公室里，总统外交事务助理罗伯特·卡顿正在看晨间简报。

    简报厚厚一叠，大部分是关于欧洲战场、太平洋战况、租借法案实施情况。

    翻到最后一页，是一份国务院情报分析处的附件，标题是《中国社会思想动态简报（1942年5月下旬）》。

    卡顿快速浏览。前面是常规内容：重庆政府的政策动向、中共控制区情况、沦陷区民众情绪。翻到末尾，有一段不起眼的文字：

    “近期中国知识界爆发关于‘如何学习西方’的公开辩论，以‘修仙’为隐喻，主张‘批判性学习’的声音增强。辩论已扩散至平民阶层，可能影响战后中国对西方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