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钧儒接着发言。这位老先生话不多，但每句都沉甸甸的：“我在日本教书十五年，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才回国。我对胡先生的文章，有不同看法。”
他顿了顿，等礼堂完全安静：“胡先生说，看日本要用两只眼睛。但我想问：1937年之前的中国，有多少人真正用两只眼睛看过日本？
我们要么盲目仇日，认为‘小日本’不值一提；要么盲目崇日，认为日本的一切都好。
结果呢？战争爆发时，我们连日本为什么要发动战争、凭什么能发动战争，都搞不清楚。”
老先生的声音有些颤抖：“如果我们早一点用两只眼睛看日本，看见它的工业实力、军事组织、国民教育，也看见它的军国主义狂热、资源匮乏的焦虑、对殖民地的贪婪——我们会不会准备得更充分一些？会不会少死一些人？”
礼堂里鸦雀无声。
沈钧儒看向胡风：“所以我认为，胡先生的文章不是写得太多了，而是写得太晚了。
如果二十年前、三十年前，就有这样的文章，让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今天这场战争，也许会是另一个样子。”
胡风微微欠身：“沈先生说得对，是太晚了。”
轮到赵清源发言时，气氛有些微妙。
毕竟他不久前才在延安的《群众之声》上批评过贾玉振“崇洋媚外”。
赵清源站起来，先向胡风点了点头，然后开口：“胡先生的文章，延安的同志们也讨论了。大家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
我今天在这里，不代表任何组织，只代表我个人谈几点想法。”
他说话很慢，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第一，关于‘修仙’这个比喻。我觉得很形象，但也有局限。
修仙小说里，凡人飞升仙界，本质上是‘阶层跃升’——从底层到顶层，从被统治者变成统治者的一部分。
但我们要建设的中国，不是要复制一个金字塔，而是要打破所有的金字塔。”
台下有轻微的骚动。
“第二，”赵清源继续说，“胡先生区分了‘单程票’和‘双程票’，这很重要。但我认为，还有第三种票——‘共建票’。不是飞去别人的仙界，也不是回到自己的凡间，而是和千千万万的同胞一起，在凡间建一个新仙界。
这个仙界没有仙帝，没有等级，每个人都是建设者，也都是主人。”
这番话说出来，连吴启明都陷入了沉思。
赵清源最后说：“所以我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学不学西方’，而在于‘为谁而学、学来何用’。
如果是为了让少数人飞升仙界，成为新的人上人，那这种学习，不过是换一套压迫工具。如果是为了让千千万万的挑夫、农人、女工，都能过上‘仙界’般的生活，那这种学习，才是真正的‘仙法普渡’。”
研讨会进行了三个小时。发言的人一个接一个，观点激烈碰撞。
有人赞同胡风，认为“必须保持民族主体性”；
有人支持吴启明，主张“先彻底学习再谈创新”；
还有人提出折中观点，说“可以一边学习一边批判”。
争论最激烈时，一个年轻学生突然站起来，大声问：“胡先生！您说的‘两种修仙者’，到底在现实中是什么样子？能不能举个具体的例子？”
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胡风。
胡风沉默了片刻，缓缓开口：“例子……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他讲了一个故事。
“我有一个朋友，姑且叫他张先生吧。他早年留学德国，学的是机械工程。1935年回国，在上海的一家洋行当工程师，薪水很高，住洋楼，坐汽车。”
礼堂里很安静，只有胡风的声音。
“抗战爆发后，洋行要迁往香港，愿意带他一起去，薪水加倍。但他拒绝了。
他带着妻子儿女，辗转三个月来到重庆。
现在他在一家兵工厂工作，薪水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全家挤在二十平米的小屋里。”
“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我在德国学的技术，不是用来给外国人赚钱的，是用来造机器、强国家的。现在国家需要造枪炮打鬼子，我在这里，比在香港有用。”
胡风顿了顿：“这是第一种修仙者——学了仙法，回来建设家园。”
“那么第二种呢？”学生追问。
胡风叹了口气：“第二种……我也认识。李先生，留学美国，学的是经济学。
回国后在财政部任职，很受赏识。
但他私下里常跟人说：中国没救了，体制腐朽，民智未开，只有全盘西化才有出路。”
“抗战爆发后，他通过关系弄到了去美国的船票。临走前，他宴请朋友，酒过三巡时说：我这不叫逃跑，叫‘战略转移’。
我先去美国站稳脚跟，等将来中国需要建设了，我再带着美国的资本和技术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