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忠烈都成了笑话，所有的气节都成了罪状。历史，成了一块任人涂抹的蜡板，写满了光怪陆离的谎言。
少年见祖父沉默，语气便放软了些，带着一种宣导式的、背书般的口吻：
“阿爷，过去的事，就让它沉在故纸堆里罢。先生教诲，我们要向前看。
精通‘协和语’，明白‘东亚义理’，才有出路，才能成为‘新世界’的栋梁。您总看这些，于身心无益，于……于大局也有碍的。”
老圃不再试图分说。他只是更深地低下头，将那本残破的书更紧地按在胸口，仿佛那是他最后一点微弱的体温，是他与那个已然死去的世界唯一的联系。
一阵撕心裂肺的咳嗽猛地袭来，他佝偻着背，咳得像一片秋风中的残叶。
一口暗红的、带着腥气的血，毫无征兆地从他口中喷出，星星点点，溅在那泛黄的《诗经》上，立刻晕染开去，像一朵朵骤然绽放的、凄艳而绝望的花。
他抬起头，看着孙儿。孙儿被那血吓了一跳，下意识地后退了半步，眼神里掠过一丝本能的惊恐，但随即，那惊恐便被一种“理智”的厌恶所覆盖。
他似乎觉得，这血，连同这书，以及这咳血的老人，都是不洁的，是应该被彻底清除的旧时代的残渣。
在这一刻，老圃忽然什么都明白了。他们成功了。
他们不仅用刀剑征服了土地，他们还用另一种更锋利的武器，成功地制造了一种“新人”。
这种“新人”，以忘本为进步，以割裂为荣耀，像无根的浮萍，可以心安理得地、甚至满怀热情地漂浮在任何一潭被指定的死水之上。
文化的根脉，已经被悄无声息地、彻底地斩断了。这比战场上千万颗头颅落地，更要可怕，更要令人胆寒。
二、编号的生涯
至于那些年轻些的，他们的“出路”，报纸上倒是天天在宣扬的，称之为“光荣的劳务输出”，是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伟大奉献。
我曾在梦里，见过那码头的景象。醒来时，枕畔是湿的，不知是汗，还是泪。
那是一种怎样的喧嚣与死寂啊！
喧嚣的是机器的咆哮，是蒸汽的嘶鸣，是官吏们拿着铁皮喇叭、声嘶力竭的喊叫。死寂的，是那些即将被运走的人。
他们排着歪歪扭扭、看不见首尾的长队，像一群被驱赶的、沉默的羔羊。
每个人的臂膀上，都用灼热的铁，烙上了一个清晰的号码，墨绿色，深深地嵌进皮肉里，像一条条扭曲的、活着的毒虫。
从此，他们便没有了名字，只有这个冰冷的、伴随他们直到腐烂的代号。
他们的眼神，大多是空洞的，茫然地望着那灰蒙蒙的、仿佛永远不会再晴朗起来的江面，或者干脆就低垂着，看着自己沾满泥污的、开了口的鞋。
间或有一两声压抑不住的、从胸腔最深处挤出来的啜泣，也立刻被旁边持枪者凶狠的呵斥所打断。
“八嘎！哭什么！这是为圣战出力，是无上的光荣！”
那说话的，是一个穿着体面制服的小头目，脸上泛着营养良好的油光，与那些面黄肌瘦的“羔羊”形成了刺眼的对照。
一列列闷罐车，如同巨大的、黑色的棺椁，静静地、阴森地卧在铁轨上，等待着吞噬这些活生生的祭品。
车门被“哗啦”一声拉开，露出里面黑洞洞的空间，一股混合着铁锈、汗臭、霉烂和便溺的气味，扑面而来，令人作呕。
人们被粗暴地推搡着，像塞货物一样，塞进那黑暗的深渊里。
一个，两个……直到那车厢里再也容不下一个转身的空间。
然后，车门“哐当”一声被关上，外加铁栓落下的、沉重而决绝的声响。
光，便与里面的人彻底隔绝了。
他们会被运到哪里去？是北海道上暗无天日的煤矿，还是南洋那热病横行的种植园？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敢问。
只知道，那是一条单程的路，一条有去无回的路。
我们的矿山，我们的森林，我们父兄子侄的筋骨与血肉，都成了别人建造其“王道乐土”的基土与砂浆。
那乐土越是金碧辉煌，这基土下的骸骨便堆积得越高，越厚。
偶尔，有零星的消息，像阴沟里的污水一样，偷偷地、艰难地流回来。
说是某处的矿坑塌了，埋了几百号人，名单（如果那也能算名单的话）上只是轻描淡写地注销了对应的号码；
说是某地的工棚发生了瘟疫，尸体像柴薪一样被堆起来，浇上煤油，一把火烧了了事；
说是有人不堪忍受，试图逃跑，被捉回来，当众砍了头，那头颅被悬挂在高杆上，以儆效尤。
“回家……”这两个字，成了深夜里最奢侈，也最不敢触碰的梦魇。
它像一根细小的、淬了毒的针，深深地扎在每一个漂泊者的心尖上，总在不经意间，刺得人浑身一颤，那无形的血，便汩汩地流出来，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