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没有立刻批复这份奏章，而是在两日后，下旨召程文渊、杜谦、林风、陈廷敬，以及那位已在暗中被考察多时、即将成为锦衣卫首任指挥使的候选人（此时身份尚未公开），于勤政阁再次举行小范围密议。
与会者皆是核心重臣，程文渊心中虽仍有疑虑，但面对皇帝亲自召见商议，也知这是关键时刻，肃容以待。
黄巢开门见山，将程文渊的奏章置于案上：“程卿所奏，朕已细览。其中关于都察院自强之策，如扩大巡按御史、选拔通晓实务之才、完善内部协作等，切中时弊，深合朕意，可即着手推行。”
程文渊略感意外，躬身道：“陛下明鉴。”
“然则，”黄巢话锋一转，目光扫过众人，“程卿及朝中有识之士所虑，设立新机构可能带来的权责不清、制衡缺失、乃至滋生告密酷吏之弊，朕亦深以为然。故此，朕今日请诸卿来，并非要强行推进一孤悬于法度之外的‘秘衙’，而是要议一议，如何整合我大齐目前分散、低效、各自为政的各类情报与监察力量，构建一个既能深入隐秘、高效反应，又能在阳光下运行、受多重制衡的新监察与情报体系。”
“整合？” 杜谦沉吟道，“陛下之意是……将现有之都察院、军中斥候、边境侦谍、乃至审计司部分稽查职能，乃至……未来可能的新设机构，统合协调？”
“正是。”黄巢走到悬挂的巨幅《大齐疆域图》前，手指划过北疆、关中、江南，“目前，都察院监察百官风纪，审计司稽查钱粮账目，枢密院掌握军情斥候，边境州县各有侦谍，甚至各衙署自身也有探听消息的渠道。然这些力量，彼此隔绝，信息不通，甚或互相掣肘。北疆沙陀动向，军情或许知悉，但其与内地某些势力的潜在勾结，都察院或地方未必察觉；地方豪强阻挠新政，都察院或有所闻，但其与军中某些将领的私下往来，枢密院未必掌握；审计司查出账目问题，背后可能涉及更复杂的官商勾结或境外势力，若无其他情报佐证，难以深挖。”
他转过身，面对众人：“刘七案为何能持续近两年？除了其自身隐蔽，亦因军需、地方、监察各部门信息壁垒森严，未能及时拼凑出完整图景。沙陀偏师潜入河东，我军斥候未能提前预警，亦是情报搜集与分析整合不力。此非哪一衙门之过，乃体系之弊。”
林风若有所思：“陛下所言极是。军中斥候多关注敌方兵力调动、地形道路，对于地方民情、内部奸细，确实力有未逮。若能与都察院地方监察信息互通，或能提前发现骨咄禄偏师利用的民间通道或内应。”
陈廷敬也道：“审计线索往往止于钱粮数字，若有其他情报渠道能提供相关人员背景、交往关系，则贪腐网络可一网打尽。”
程文渊听着，心中的抵触稍稍减弱，他意识到皇帝并非要完全抛开都察院另搞一套，而是试图建立一个更高层面的协调与整合机制。“陛下欲如何整合？”
黄巢走回案前，取出一份他亲笔草拟的纲要：“朕意，设立‘大齐总情报与监察联席会议’，由朕亲自主持，或指定重臣（如杜相）主持。成员固定包括：都察院左都御史、枢密使、兵部尚书（或主管军情的侍郎）、户部尚书（或审计司主管），必要时可扩展至刑部、礼部等相关官员。此会议每月定期举行，紧急情况随时召开。”
“其职能如下：一，情报汇总与分析。 各部门将涉及国家安全、重大吏治、经济贪腐、社会动荡等方面的重要情报（无论是否查实），汇总至会议，由与会者共同研判，拼凑全貌，识别潜在风险与关联。二，任务协调与资源调配。 针对重大或跨领域案件（如涉及军地勾结、内外串联的贪腐或颠覆活动），由会议协调，指定主导部门（可能是都察院、枢密院或未来的新机构），并调动其他部门资源配合。三，监督制衡与章程制定。 对各部门，尤其是未来可能设立的、拥有特殊侦查权的新机构（黄巢在此略作停顿），其重大行动需向会议报备，其权力行使是否合规，由会议成员共同监督。新机构之章程、权限边界，亦需经会议审议，报朕最终裁定。”
他看向程文渊：“程卿所担忧的‘秘衙’失控问题，可由此会议制度予以制衡。任何单一机构，哪怕是直属于朕的新机构，其重大行动都需在联席会议上受到其他重臣的审视与质疑。其搜集的情报，也需与其他部门共享、印证，避免一家独大、罗织罪名。”
程文渊仔细思量，觉得此议确比单纯设立一个不受制约的“锦衣卫”要稳妥得多。联席会议制度，既赋予了新机构（如果设立）必要的行动空间和情报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