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第一个“钱眼”让李梦庚感到震惊，这第二个“慧眼”则让他感到了彻骨的寒意，那是被对方的深谋远虑所震撼的寒意。不交换图纸，不搬迁设备，只交换最宝贵的人才“思路”。这既能解决实际问题，又最大程度地规避了技术泄密和间谍渗透的风险。这林景云和蒋百里，把人心和人性都算到了骨子里！
蒋百里的声音压得更低了，几乎只有壁炉里的火光能听见。他伸出手指，在光滑的桌面上，从东北的位置，向西，再向南，虚虚地划出了一条漫长而曲折的弧线。
“日本人在东北，是心腹之患，更是悬顶之剑。我们当然要抗争，要周旋。但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万一……我是说万一，关内的局势发生剧变，南京政府有异动，或是日本人彻底撕破脸皮，导致关外孤悬，陆路被切断，海上被封锁，届时，东北数千万军民，出路何在？”
这个问题，如同一记重锤，狠狠砸在李梦庚的心上。这是所有东北军高级将领午夜梦回时，最不敢深思的噩梦。
“草案第三条：双方共同出资，秘密组建一支精干的地质勘测队。对外，他们是进行学术考察的科学家；对内，他们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勘察从内蒙河套地区，经宁夏、甘肃，进入青海，最终连通四川盆地的古老商道与现代道路的修筑可能。这条路，荒凉偏远，黄沙漫漫，日本人现在根本不会注意到。它今日，在地图上只是一条虚线，但在十年、二十年之后，或许就会成为一条让东北军民得以喘息的活路。勘察的费用，西南可以承担大头。但是，沿途需要打点的各路关系，比如西北的马家军阀，蒙古的王公贵族，需要借重张大帅在他们中间的巨大声望和人脉。此事，不必急于一时，但其功，在十年之后。”
话音落下，包间内陷入了长久的死寂。只有壁炉里的木柴，发出一声清脆的爆裂声。
李梦庚缓缓地靠回到椅背上，他拿起那份薄薄的《战略协作纲要草案》，一页一页，看得极其仔细。他的手，甚至有些微微的颤抖。良久，他长长地吐出一口气，那口气仿佛带走了他进来时所有的戒备与审慎。
“百里先生，林主席……这已经不是在做买卖了。”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沙哑的动容，“你们这是在真正为东北的将来，想后路啊。我们想的是煤炭、木材、粮食、军饷，这些是眼前的血肉。而你们提出的信用、技术、通道，这是关乎未来的那口‘气’。大帅伤愈之后，最忧心的，就是怕这口‘气’断了。他要的，正是这口能接续上的‘气’！”
他郑重地放下文件，身体坐得笔直，神情严肃到了极点：“此份纲要的大方向，我李梦庚，代表大帅，深以为然。但是，魔鬼藏在细节里。这些条款，每一条都关乎生死。信用状的额度到底是多少？如何确保我们担保采购的物资，在运输途中不被掉包？工程师的互访，如何进行背景审查，防备其中混入日本人的奸细，或是南京政府的耳目？那支勘测队，规模多大，具体路线怎么走，保密等级如何设定，联络的密码又是什么？这些，我们需要一条一条地磨，磨到针尖对麦芒，立下谁也不能违背的死规矩！”
蒋百里端起已经微凉的茶碗，与李梦庚的目光在空中交汇，他同样郑重地点了点头：“正当如此。情义是根基，但条款是盔甲。没有坚实的盔甲，情义在战场上也只是空谈。请梦庚兄示下，我们，就从第一条磨起。”
接下来的十余日，利顺德饭店三楼的这间豪华包房，成了一个没有硝烟，却比任何战场都更耗费心神的角力场。房间的门再也没有打开过，食物和水都由专人放在门口。烟灰缸堆满了烟蒂，桌上、地毯上散落着无数写满字迹、又被划掉的草稿纸。
他们为了担保金额的上限争得面红耳赤；为了物资交接的中间人选和交割地点（最终确定在更为中立和安全的香港与天津英租界内的两个不同仓库）反复推演；为了工程师的互相审核与担保机制，甚至设计了一套复杂的“连坐”惩罚规则；为了勘测队的伪装身份和紧急联络密码，更是绞尽了脑汁，预设了从被捕到叛变的各种极端情况，并试图用一套严密的程序将其彻底锁死。
这已经不是谈判，而是在用文字和逻辑，共同铸造一艘驶向未来的方舟，每一个字都是龙骨，每一条规定都是铆钉，容不得半点疏忽。
最终，在1928年11月26日的凌晨，一份耗尽了两人心血的《津门密约》终于定稿。它的核心，已经不再是任何实体物资的交换清单，而是一套极其复杂的金融担保与风险控制流程、一份详尽到具体技术难题的技术交流对接目录、以及一项关乎未来的长期地理勘察合作框架。它就像一份为未来可能到来的巨大危机，量身定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