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的老者，白发苍苍，满脸皱纹，被自己的徒弟小心翼翼地搀扶着，但那双浑浊的眼睛，却比谁都亮。

    一位姓赵的老河工，颤巍巍地伸出枯枝般的手指，指向河岸峭壁上一道几乎被风沙磨平的、淡白色的痕迹：“李先生，您看那道水痕。老汉我记得清楚，光绪二十四年发大水，那水头就涨到那儿。咱们的渠线，得从这儿再往上抬十丈，不然等哪年老天爷一翻脸，这渠就白修了！”

    李仪祉立刻示意。一个年轻的技术员迅速跑过去，架起水准仪，对着那道痕迹反复观测、计算。几分钟后，他满脸通红地跑回来，语气里充满了敬佩与震撼：“李先生，赵老先生说得一个数都不差！根据我们的高程计算，那道水痕的位置，正好是我们理论风险值的上限！老先生的眼睛，比我们的仪器还准！”

    冯玉祥派了一个警卫排，荷枪实弹地在四周护卫。他自己也时常骑着马过来，不说话，不插手，只是远远地看着，听着。

    一次勘测途中，天气骤变。狂风平地而起，卷起漫天黄沙，整个天地瞬间变成一片昏黄，能见度不足五米。细密的沙粒如同子弹，噼里啪啦地打在所有人的脸上、身上，更打在那些精密的测量仪器上。镜头、刻度盘、齿轮接合处，瞬间就蒙上了一层致命的尘土。

    “妈的！”冯玉祥一声怒骂，眼看那台从德国进口的经纬仪就要被风沙吞噬，他当机立断，对着警卫排长一声暴喝：“把指挥帐篷给老子拆了！先护住家伙！”

    士兵们全都愣住了——那是指挥部的行军帐篷，是总司令的脸面。但看着冯玉祥那要吃人的眼神，他们不敢怠慢，几个人冲上去，三下五除二就将帆布帐篷拆解开来，几块巨大的帆布，严严实实地将水准仪、经纬仪和那些摊开的图纸包裹了起来。士兵们更是用自己的身体，组成一道人墙，死死抵住帆布，任凭风沙抽打在自己的后背上。

    李仪祉站在漫天风沙之中，看着自己的学生将仪器小心翼翼地护在怀里，看着冯玉祥的指挥帐篷变成了一堆散乱的木杆和绳索，看着那个高大的军人像一尊铁塔，矗立在风沙里，用身体为那些帆布再挡去一分风力。

    风沙过后，当仪器被仔细擦拭干净，重新在三脚架上熠熠生辉时，李仪祉走到冯玉祥身边，久久没有说话。他只是对着那些满身尘土的士兵，对着冯玉祥，深深地鞠了一躬。

    “往日里，那些达官贵人，视此等精密仪器如玩物，任其蒙尘受损，弃如敝履。”他转头，对着身边同样满脸感动的学生们轻声说道，“今日，冯将军待之如眼珠，重逾性命。记住这一幕。”

    他顿了顿，一字一句地说道：“此渠……必成！”

    又过了三日，西安城防司令部的大礼堂里，人头攒动。“西北水利建设委员会”成立大会在此召开。

    冯玉祥一身戎装，亲自将一份盖着总司令部朱红大印的委任状，郑重地交到李仪祉手中。

    “自今日起，”他的声音通过一个简陋的铁皮喇叭，响彻整个礼堂，震得每个人耳膜嗡嗡作响，“我西北所有资源——人力、物资、款项，第一优先，保障水利建设！有敢挪用、拖延者，不论官阶，一律军法处置！”

    他转过身，面向台下黑压压的军政官员、地方士绅和技术团队，声音提到了最高：

    “我要让我们的后世子孙都记住——民国十七年这场大旱之后，我们西北的军人跟百姓，不是靠着洋枪洋炮去征服了谁……”

    他停顿了一下，目光如电，扫过全场，每一个字都重如千钧：

    “而是用我们的智慧，用我们的血汗，在这片干裂的黄土地上，赢回了我们子孙万代，生存下去的权利！”

    掌声如同雷鸣，轰然炸响。李仪祉捧着那份滚烫的委任状，一向平稳的手，控制不住地微微发抖。

    ……

    秋日的泾河岸边，勘测队的红色旗帜在干热的风中猎猎作响，像一道道流淌的血。

    远处，地平线上，第一批“以工代赈”的灾民队伍，已经扛着铁锹和镐头，沉默而坚定地，走向李仪祉在地图上用红笔标出的第一个工点。

    西安城外，那二十口大锅的炊烟，依然在每天黄昏准时升起。

    而在更广阔的关中平原上，一场比运送粮食更加漫长、更加艰难，也更加伟大的战斗——与天争水、与地争粮的战斗，终于拉开了序幕。

    血肉铺就的道路尽头，不再是粥棚前绝望的等待。

    而是铁锹凿开坚土的脆响，是石灰线在黄土地上倔强的延伸，是千百万人对于“活下去”这三个字，最笨拙，也最坚定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