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地区的染色技艺则呈现出鲜明的部落文化特色，以植物染料与矿物染料为主，工艺质朴却蕴含深厚的文化寓意。西非的马里、贝宁等国，擅长“靛蓝扎染”，妇女们用线将棉布扎结出图腾纹样，浸入靛蓝染液中，染后拆线形成蓝白分明的图案，不同纹样代表不同的部落标识与祈福寓意，《西非工艺史》记载“约鲁巴族的‘太阳纹’扎染布，象征生命与力量，用于婚礼服饰”；东非的埃塞俄比亚，利用本土的“胭脂树”提取黄色染料，染制传统的“舍马”披肩，其温暖的色调与高原气候相得益彰；南非的祖鲁人则用铁屑与植物汁液混合，染出深沉的黑色，用于制作仪式服饰，象征庄重与敬畏。
而在东亚与东欧地区，除了中国以外，日本与朝鲜半岛的古代文明，以及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在这一时期，同样在对应领域，留下了独特印记。日本的染色技艺早期深受中国影响，却在平安时代后逐渐形成“简约雅致”的本土风格。奈良时期，日本从中国引入绞缬、蜡缬工艺，用于贵族服饰染色；平安时代，创新出“友禅染”，以米糊、米糠为防染剂，用毛笔在丝帛上绘制纹样，染后洗去防染剂，形成色彩柔和、线条流畅的图案，17世纪的《装束要领抄》详细记载了友禅染的“描稿、防染、染色、洗练”四步流程。江户时代，“蓝印花布”普及民间，以靛蓝为主要色彩，纹样多取材于自然山水、花鸟鱼虫，展现了日式审美中的“侘寂”之美，京都出土的江户时代友禅染和服，色彩清雅、纹样细腻，成为日本染色技艺的代表。
朝鲜半岛的染色技艺始终坚守“自然本真”的理念，与本土的儒家文化、农耕文明深度契合。古代朝鲜人擅长利用本土植物染料，如从“板蓝根”中制取靛蓝，从“栀子”中提取黄色，从“茜草”中获取红色，染色工艺注重“原色呈现”，反对过度繁复的套染。高丽王朝时期，“高丽青瓷”的釉色审美影响了织物染色，淡青、米黄等素雅色彩成为主流，《高丽史·食货志》记载“王室服饰，染以淡青、明黄，禁用浓艳之色”；朝鲜王朝时期，民间染色形成“麻布染”“丝绸染”两大体系，麻布多染靛蓝、褐色，用于日常衣物，丝绸则染淡红、浅绿，用于礼仪服饰，首尔国立博物馆藏的朝鲜王朝“赤古里”（短上衣），以茜草淡染，色泽温润，体现了“清俭淡雅”的审美追求。
俄罗斯与东欧国家的染色技艺则融合了斯拉夫民族的质朴与拜占庭文化的华丽。中世纪早期，东斯拉夫人以亚麻布为主要材质，用菘蓝染青、用赭石染褐，工艺简单却耐用，适合寒冷的气候；拜占庭帝国的影响下，10世纪后，俄罗斯染色技艺逐渐精细化，引入了胭脂虫红、番红花黄等珍贵染料，用于宗教服饰与贵族织物，基辅索菲亚大教堂壁画中，神职人员的紫色祭袍、贵族的猩红披风，展现了拜占庭染色风格的影响。14世纪的《诺夫哥罗德编年史》记载“城中染坊，为教堂染制经幡，用石青、石绿、胭脂红，色泽庄重”；东欧的波兰、匈牙利等国，则结合日耳曼与斯拉夫工艺，擅长毛织染色，用羊毛染制深蓝、墨绿的地毯与挂毯，纹样多为几何图形与宗教象征，体现了多文化融合的特质。
至于东南亚地区，其染色技艺如同这片土地的气候般热烈多彩，既得益于丰富的热带植物资源，又融合了中国、印度、阿拉伯的工艺影响，形成“原料天然、工艺灵动、色彩浓郁”的鲜明特征。东南亚各国普遍盛产苏木、靛蓝、栀子等染料植物，为染色提供了充足的原料基础。泰国的传统染色以“蜡染”为代表，工匠们用蜂蜡在丝绸或棉布上绘制纹样，染后脱蜡，形成蓝白、褐白等对比强烈的图案，纹样多取材于佛教故事与热带花卉，曼谷大皇宫收藏的古代泰国王室蜡染屏风，色彩艳丽、纹样繁复，展现了宫廷染色的高超技艺；19世纪的《暹罗王国记述》中，便有“暹罗蜡染布，行销中国南方与马来群岛”的记载。
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则擅长“经纱防染织”，染工先将经纱按设计图案分段染色，再与纬纱交织，形成朦胧雅致的纹样，巴厘岛的该工艺以大红、宝蓝、明黄为主色，充满热带风情；同时，这些国家还通过海上贸易引入了印度的印花技术与中国的蓝印花布工艺，创新出“蜡染-印花结合”的技艺。越南的染色技艺深受中国影响，却也保留本土特色，古代越南人用“蓼蓝”染制土布，用“苏木”染制丝绸，用于传统服饰“奥黛”的制作，河内历史博物馆藏的18世纪越南丝绸染织品，以茜草红、靛蓝为主色，纹样借鉴中国缠枝莲纹，却在色彩搭配上更显清新，体现了“中越融合”的特质。此外，东南亚的染色技艺始终与宗教、节庆紧密相关，佛教节日的经幡、婚礼中的服饰，均采用象征吉祥的红色、黄色，而日常衣物则多染靛蓝、褐色，兼顾实用与审美，构成了东南亚染色文化的多元图景。
不久之后，伴随着新航路开辟、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与启蒙运动的相继涌现，再到改写世界格局的两次工业革命，以及以两次世界大战为代表的重大历史事件，人类社会在新兴生产力与制度变革的双重激荡下加速转型。从中国晚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