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之际的冰雪认知与实践，在大一统盛世的滋养下达到了古代文明的巅峰。完备的制度规范保障了冰雪利用的规模化，精湛的科技革新提升了冰雪应用的实用性，繁荣的文化艺术赋予了冰雪精神的升华，普及的民生应用让冰雪融入全民生活。这一时期形成的“礼制与民生并重、技术与审美共生、本土与外来交融”的冰雪文化传统，不仅深刻影响了后世宋辽金西夏的冰雪实践，更成为华夏文明中极具特色的文化符号，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持续传递着人类与冰雪和谐共生的智慧。
到了后来，在五代十国战乱年代，中原板荡、政权更迭频繁，大一统帝国的制度框架分崩离析，冰雪利用的规模化与体系化进程被迫中断。然而，战乱并未湮灭人类对冰雪的认知与实践，反而催生出以生存为核心、以地域为边界的务实性探索——北方政权深陷寒地征战与资源争夺，将冰雪转化为保命御敌的关键筹码；南方诸国偏安一隅，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中延续并细化民生层面的冰雪利用；民间百姓则在乱世中摸索出低成本的冰雪生存智慧，使冰雪文化在分裂与动荡中得以艰难传承，呈现出“乱世求存、因地制宜、简而实用”的鲜明特质。
军事与生存层面，北方五代政权（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皆以中原为核心疆域，冬季严寒与战乱叠加，冰雪成为影响战局的重要变量。各国军队普遍沿用前代“冰桥”“冰垒”等战术，却更侧重快速搭建与实用效能。《旧五代史·周书·太祖纪》记载后周太祖郭威北击契丹时，“冬十一月，黄河冰合，命将士夜凿冰为桥，黎明渡毕，焚桥断后”，以冰桥实现快速机动，摆脱敌军追击；同时在边境要塞推行“泼水筑冰城”之法，征调民夫昼夜泼水结冰，构筑临时防御工事，抵御契丹骑兵的冬季突袭，这种冰城虽简陋却见效快，能在短期内形成防御屏障。北方政权对冰窖的利用也转向军事优先，后唐在洛阳、汴梁（今开封）的皇家凌阴不再专供皇室用冰，而是主要储存军粮、药材与伤员所需的降温冰块，《五代会要》记载“诸州凌阴，冬藏冰，夏供军旅，民用次之”，凸显战乱年代的资源倾斜。南方十国则因地理气候差异，冰雪利用更侧重民生保障，南唐在长江中下游修建小型民间冰窖，储存鱼肉、果蔬以应对战乱中的物资短缺，《江南野史》记载“南唐金陵城郭，冬月民多凿冰藏于窖，夏以易米，补生计之艰”；吴越国利用浙东山区的冰雪融水，修缮灌溉水渠，保障水稻种植，即便战乱仍维持基本农耕秩序，冰雪成为稳定民生的隐性支撑。
技术传承与革新方面，五代十国虽无力推进大型技术革新，却在战乱中延续了前代核心技术，并根据生存需求进行简化与适配。北方延续唐代的储冰技术，但冰窖规模大幅缩减，多为“小型地窖+简易隔热”模式，以黄土夯筑窖壁，覆盖柴草与土层，虽储冰量仅为唐代的三分之一，却能快速开凿、低成本维护，满足军队与民众的基本需求。民间出现“便携式冰囊”，以厚兽皮缝制囊袋，内裹冰块与稻糠，用于运输少量药品与生鲜，成为战乱中物资转运的简易工具。南方则细化了冰雪在民生中的应用技术，南唐发明“分层储冰+石灰防潮法”，在冰窖底部铺设石灰，吸收潮气，延长冰块储存时间，即便江南潮湿气候，也能将冰块保存至初夏；吴越国工匠改良了唐代的陶制冰缸，制作出小型“便携冰罐”，供商旅、士兵随身携带，用于消暑与储存少量食物，适配战乱中的流动生活。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冰雪技术的传承呈现“家族式”特征，许多掌握储冰、制冰饮技艺的工匠以家族为单位迁徙，将技术带到不同政权疆域，成为乱世中技术延续的重要载体，如《太平广记》记载“汴梁冰匠李氏，世传藏冰之术，历梁唐晋汉周，所制冰窖，损耗最少，诸国争聘”。
地域特色与文化延续方面，五代十国的冰雪文化延续了隋唐以来的南北分化格局，却更具民间性与实用性。北方因战乱频繁，冰雪相关的文化表达趋于朴素，仅在少数文人诗作中留下痕迹，如后唐诗人和凝《宫词》中“寒冬冰殿雪初消，御苑春回柳色饶”，以冰雪消融暗喻政权更迭，褪去了唐代的豪迈与闲雅，多了几分乱世的沧桑。民间则流行“祭雪祈福”的简易仪式，百姓在大雪纷飞时焚香祷告，祈求冰雪适度、战乱平息，虽无固定礼制，却承载着对和平的期盼。南方相对稳定的环境孕育了更具生活气息的冰雪文化，南唐后主李煜在《清平乐》中写道“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以雪喻愁，将冰雪融入词的意境，延续了江南文人的审美传统；吴越国杭州城冬季有“冰嬉会”，百姓在西湖结冰后开展滑冰、冰上抛球等活动，虽规模远不及唐代，却成为民间重要的娱乐方式，维系着生活的暖意。此外，南方诸国将冰雪与饮食文化深度结合，南唐的“雪泡梅花酒”、吴越的“冰渍杨梅”成为特色美食，以冰雪低温激发食材风味，既满足口腹之欲，也成为乱世中难得的生活雅趣。
民生适配与资源利用方面，五代十国的百姓在战乱中摸索出诸多低成本的冰雪利用智慧，让冰雪成为维系生计的重要助力。北方农民延续“积雪保墒”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