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雨后春笋一样规模庞大且数量众多的专业领域着作典籍和文学艺术作品创作的时代浪潮下，这些认知内容的价值体现，也无不生动的展现出来。
在中国，早在夏商周时期，冰雪的利用已纳入国家礼制框架，成为维系社会秩序与祭祀传统的重要载体。《周礼·天官》明确记载“凌人，掌冰；正岁，十有二月，令斩冰，三其凌。春始治鉴，凡内外饔之膳羞，鉴焉；凡酒浆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冰鉴；宾客，共冰；大丧，共夷盘冰”，清晰勾勒出西周时期一套从采冰、藏冰到用冰的完整制度——每年腊月，凌人率人在黄河、渭水等结冰河段凿取冰块，数量需是实际用量的三倍以应对损耗，存入地下深挖的“凌阴”（冰窖），窖底铺柴草、稻糠隔热，窖顶覆土成丘，严密封存。至夏季，这些冰雪不仅供王室贵族消暑解渴，更用于祭祀礼器的冰镇、宴饮佳肴的保鲜，乃至丧葬时为遗体降温防腐，成为等级尊卑的显性象征。
夏商时期的甲骨文中，已出现“冰”“雪”的象形文字，先民通过观察冰雪消融、凝结的规律，将其与节气历法相绑定。《夏小正》记载“正月，启蛰；言蛰虫始出也。雁北乡；雉震呴；鱼陟负冰”，描述了初春时节鱼儿溯游而上、背负残冰的景象，以冰雪消融的程度判断农时开启，为春耕播种提供依据。周代更将“大雪”“冬至”“小寒”“大寒”纳入二十四节气体系，《逸周书·时训解》明确“大雪之日，鹖旦不鸣；又五日，虎始交；又五日，荔挺出”，通过冰雪相关的物候变化指导渔猎、畜牧与农事安排，将对冰雪的自然认知转化为生产生活的实践准则。
在神话传说与节庆文化中，冰雪同样占据重要地位。夏商时期流传着“尧命禹凿龙门，导河积石，冰雪消融而洪水息”的传说，将冰雪融化与治水伟业相联结，赋予其改天换地的神圣寓意；周代岁末的“蜡祭”中，人们祭祀“司寒”之神，祈求冬季冰雪适度、来年无冻害，祭祀礼器中需摆放冰鉴，以冰雪的洁净象征对神灵的敬畏。民间层面，冬日里百姓会利用天然结冰的河面开展简易冰嬉活动，贵族子弟则以玉饰冰橇游乐，虽未形成规模化赛事，却已显露冰雪与娱乐生活的早期联结。
在科技与医药领域，夏商周时期的先民已摸索出冰雪的实用价值。考古发现的商代陶制“冰鉴”雏形，由内外两层容器构成，外层储冰、内层盛物，利用冰雪低温实现保鲜与降温，堪称最早的“冰箱”；医学方面，《黄帝内经》的雏形理念中，已记载“冬伤于寒，春必病温”的认知，古人通过观察冰雪带来的严寒对人体的影响，总结出冬季防寒养生的经验，将冰雪与健康养护相联系。这些散见于典籍、考古遗存与社会生活中的实践，不仅印证了古人对冰雪本质的逐步认知，更展现出冰雪从自然现象到制度符号、从生存资源到文化载体的多维价值演进，为后世封建时代冰雪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
春秋战国时代，礼崩乐坏的社会变局与“百家争鸣”的思想繁荣相互交织，各国为图强争霸纷纷革新制度、发展生产，对冰雪的认知与利用也突破了夏商周时期的礼制框架，呈现出实用化、地域化、思想化的鲜明特征。北方诸侯列国因地处寒温带，冰雪资源更为丰富，其利用方式深度融入军事、农耕与民生，而南方诸国虽冬季严寒稍缓，却也在冰雪与气候的互动中探索出独特路径。
军事领域，冰雪成为影响战局的重要因素，各国纷纷将其纳入战略考量。《左传·昭公四年》记载“冬，十月，楚子伐吴，师于豫章，而次于乾溪。吴人不出，楚师还。遂伐徐，次于娄林。陈侯使公孙贞子吊焉，及良而卒，将以尸入。吴子使太宰嚭劳，且辞曰：‘以水潦之不时，无乃廪然陨大夫之尸，以重寡君之忧。寡君敢辞。’上介芋尹盖对曰：‘寡君闻楚为不道，荐伐吴国，灭厥民人。寡君使盖备使，吊君之下吏。无禄，使人逢天之戚，大命陨队，绝世于良。废日共积，一日迁次。今君命逆使人曰：“无以尸造于门。”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闻之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君其备礼，命有司逆之。’吴人惧，乃逆之。” 虽未直接言及冰雪，却反映出冬季严寒对军事行动的制约——楚军冬季伐吴因天寒粮草转运艰难，最终被迫撤军。而北方的燕国、赵国更摸索出“冰城御敌”之法：寒冬时节在城墙外侧泼水结冰，使墙面光滑如镜，令敌军云梯难以附着；赵国名将李牧曾利用冬季大雪覆盖战场，隐蔽兵力设伏，大败匈奴骑兵，冰雪成为战术隐蔽的天然屏障。此外，各国还会在冬季储存冰雪于军窖，既供士兵消暑解渴，也用于处理战伤时降温止血，提升军队野外生存能力。
农耕与民生方面，春秋战国时期对冰雪的利用更趋精细化，与因地制宜的生产策略深度结合。黄河流域的齐国、鲁国推行“雪水灌田”之法，《管子·度地》记载“冬作土功，发地藏，则夏多暴雨，秋霖不止。春不收枯骨朽脊，夏不收卵虫，秋不收蓏实，冬不收薪蒸，岁凶，复以丧礼罢民力，禁民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