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哭吊之仪并非随意而行，实乃春秋礼制的严格规定：凡诸侯薨逝，异姓诸侯的使者哭吊于城外，以示国别之隔；同姓诸侯哭吊于宗庙，彰显宗亲之情；同宗诸侯（同出一祖）哭吊于祖庙，同宗族亲则哭吊于祢庙（父庙）。鲁国为周公姬旦之后，与吴国同为周文王后裔，属同姓诸侯，故襄公率卿大夫于周文王庙哭吊，以尽宗亲之礼。庙中庄严肃穆，钟鼓齐鸣，襄公身着素服，面向东南方垂泪，卿大夫依次行礼，哭声哀婉，既悼吴王之逝，亦念姬姓宗亲之谊，全然合乎古制。彼时诸侯纷争，礼制崩坏，鲁国此举既坚守了周礼规范，也向天下昭示了“亲亲尊尊”的立国之本，赢得了中原诸侯的赞誉。
冬意渐浓，黄河流域霜雪初降，诸侯间的战事却并未因严寒而停歇。楚国此前因郑国背弃盟约、转投晋国而心怀怨怼，一直伺机报复。此番楚令尹子囊（公子贞）与秦国庶长无地商议，两国联军共同攻打宋国，军队径直驻扎于宋国的杨梁之地（今河南商丘东南），威逼宋国都城商丘。楚秦联军此举，表面是攻打宋国，实则是为报复晋国——此前晋国凭借盟主之力，将原本依附楚国的郑国拉拢至中原同盟，楚国无力直接与晋国抗衡，便选择攻打晋国的同盟国宋国，以此牵制晋国，迫使晋国分兵救援，从而削弱晋国在中原的影响力。宋国素来依附晋国，见状急忙派遣使者星夜赶往晋国告急，请求盟主出兵相助，一时间中原局势再度紧张。
就在诸侯纷争之际，周王室传来一桩关乎礼制的婚事——周灵王欲向齐国求婚，以联姻巩固王室与大国的关系。彼时周王室日渐衰微，需依靠齐国等强国支撑局面，而齐国作为东方大国，亦需借王室的名义彰显自身地位，双方各有诉求，联姻之事一拍即合。齐灵公接到周王室的求婚之意后，并未贸然答复，而是召来大夫晏桓子（晏弱）询问礼仪辞令。晏桓子精通周礼，从容答道：“先王留下的礼仪辞令中有明确规制：天子向诸侯求婚，诸侯应如实答复‘有夫人所生之女若干人，妾妇所生之女若干人’；若国君无女，仅有姐妹、姑妈等宗室女子，便答复‘先君某公之遗女若干人’，如此既合乎礼制，又不失恭敬。”
齐灵公深以为然，当即采纳晏桓子的建议，同意了周灵王的婚事。周灵王随即派遣大夫阴里出使齐国，以口头约定的方式敲定婚期与陪嫁事宜——春秋时期，天子与诸侯联姻，先以口头约定达成意向，后续再派遣卿大夫正式行聘纳币之礼，阴里此行正是履行这一礼制程序。齐灵公以诸侯之礼款待阴里，双方在朝堂上议定相关细节，明确以齐灵公之女嫁与周灵王，陪嫁之物包括车马、玉器、布帛等，尽显大国风范与王室威仪。这桩联姻既巩固了周王室与齐国的关系，也让齐国在诸侯中的地位愈发尊崇。
同年冬末，鲁襄公亲自率军前往晋国都城绛邑（今山西翼城东南）。此行有双重目的：一是履行诸侯朝见盟主之礼，向晋悼公禀报鲁国年内诸事，表达臣服之意；二是专程拜谢晋国此前派遣士鲂出使鲁国的聘问之谊——春夏之际，士鲂奉命赴鲁答谢鲁国出兵伐郑之功，如今鲁襄公回访致谢，正是礼尚往来，合乎春秋外交之制。晋悼公见鲁襄公亲自前来，极为重视，以诸侯朝见的最高礼仪相待，设宴于太庙，与鲁襄公商议诸侯同盟之事。席间，襄公提及楚秦联军攻打宋国之事，恳请晋悼公尽快会集诸侯联军救援宋国，晋悼公当即应允，议定次年开春便起兵伐楚救宋。此次朝见，不仅加深了晋鲁同盟的羁绊，也为中原诸侯联合对抗楚秦联盟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秦国与楚国的联姻事宜也顺利推进。秦嬴（秦国宗室女子）嫁往楚国，成为楚国国君的夫人，秦楚两国通过联姻进一步巩固了同盟关系。婚后不久，楚国司马子庚奉命出使秦国，此行名为“归宁”——即代表楚国夫人秦嬴回娘家探望宗亲，实则是借归宁之名，进一步深化秦楚两国的政治与军事合作。子庚抵达秦国后，受到秦景公的隆重款待，双方在朝堂上商议了后续联合对抗晋国的策略，约定互为犄角，共抗中原同盟。子庚的秦国之行，既遵循了“夫人归宁，使卿送迎”的周礼规范，又达成了政治同盟的目的，可谓一举两得。
鲁襄公十二年的秋冬两季，诸侯间既有丧礼、婚礼等礼制活动，亦有战事、朝聘等政治互动。鲁国坚守周礼，哭吊吴王、朝见晋国，彰显了“以礼治国”的理念；楚秦联军伐宋、秦楚联姻，凸显了诸侯间的争霸与同盟；周齐联姻、晋鲁同盟，则反映了王室与大国、大国与盟国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衡的复杂关系。这一系列事件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春秋中后期诸侯纷争、礼制与利益并存的历史图景，也深刻影响了此后中原局势的走向。
眼看着鲁襄公十二年秋冬后两季相比于春夏前两季居然发生了如此之多的大小诸事，只见王嘉这小子的思虑相比较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