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象棋的普及程度进一步扩大，形成了“村村有棋桌、户户有棋声”的社会风尚。民间象棋赛事日趋规范化，各地纷纷成立“棋社”，如北京的“潜龙棋社”、上海的“沪上棋会”等，定期组织比赛，制定竞赛规则，获胜者可获得“棋王”“棋魁”等称号，成为民间的荣誉象征。清代象棋棋谱的编纂更趋系统，王再越所着《梅花谱》经过后世棋士的修订与补充，成为象棋布局的经典教材；而《竹香斋象戏谱》则收录了大量残局，其“解法精妙、变化无穷”，至今仍是象棋爱好者钻研的范本。值得注意的是，清代女性参与弈棋的程度远超历代，从宫廷后妃到民间女子，皆有擅长弈棋者，《红楼梦》中便有林黛玉、薛宝钗等女子对弈围棋的场景，折射出清代女性在弈棋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此外，清代弈具制作工艺达到了封建时代的巅峰，贵族使用的弈具以和田玉、象牙、红木为原料，采用雕、嵌、刻等精湛工艺，装饰有龙凤、山水、人物等图案，兼具实用性与艺术性；民间则流行竹制、木质、陶制棋具，部分棋具还刻有棋理口诀与吉祥纹样，成为百姓日常消遣的重要伙伴。
晚清时期，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与近代化浪潮的冲击，弈棋文化开始出现“近代化转型”的迹象。一方面，传统弈棋文化依然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民间弈棋活动依然盛行，棋社、棋赛不断，棋士们坚守着传统棋艺的传承；另一方面，西方文化的涌入为弈棋文化带来了新的元素，国际象棋在沿海通商口岸逐渐流行，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部分开明士人与留学生开始学习国际象棋，并将其与中国传统弈棋文化进行对比研究，探索“中西合璧”的弈棋之道。同时，近代印刷技术的传入，使得弈棋棋谱的出版与传播更为便捷，上海、广州等城市出现了专门出版棋谱的书局，大量棋谱通过报刊、书籍广泛传播，推动了弈棋文化的全民普及。此外，弈棋文化开始与近代体育精神相结合，部分棋社提出“以棋健身、以棋益智、以棋交友”的理念，将弈棋从单纯的娱乐活动提升为兼具健身、益智、社交功能的体育项目，为其在现代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民间层面，明清时期的弈棋文化呈现出“职业化、商业化、世俗化”的鲜明趋势。“棋师”成为独立的职业群体，不仅在棋社、茶馆授艺，还为贵族、富商担任私人棋师，部分着名棋师甚至能凭借棋艺获得丰厚的收入，社会地位显着提升。弈棋的商业化特征日益明显，棋肆、茶馆通过举办棋赛、提供赌棋等方式盈利，部分棋社还推出“棋艺培训班”，收取学费，形成了完整的商业链条。弈棋文化融入世俗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节日庆典、婚丧嫁娶、社交聚会等场合的重要娱乐项目，甚至被赋予了“祈福”“纳祥”的寓意，如春节期间对弈“吉祥棋”，寓意“新年顺遂、万事如意”；婚嫁之时摆放“鸳鸯棋”，象征“夫妻和睦、白头偕老”。这种世俗化的发展，使得弈棋文化彻底摆脱了“精英专属”的标签，成为全民共享的文化娱乐。
明清时期的弈棋文化，在封建王朝的最后阶段完成了“成熟定型与近代转型”的双重使命。它以宫廷倡导与民间追捧为动力，以规则完善与理论整合为核心，以中外交流与世俗普及为拓展，形成了围棋与象棋并驾齐驱、多元棋类共同发展的稳定格局。从明代的“双轨繁荣”到清代的“黄金时代”，从传统棋理的集大成到近代体育精神的萌芽，弈棋文化在明清两代不仅延续了华夏文明的核心基因，更在社会变革中不断革新，为现代弈棋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其“雅俗共生、兼容并蓄、全民共享”的发展特质，不仅是明清盛世文明的生动写照，更是华夏文化绵延不绝、生生不息的重要体现，成为跨越封建与近代、连接传统与现代的文化纽带。
而在欧洲各国，早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对于桌盘弈棋领域，便已形成与华夏文明截然不同的发展脉络，其弈棋活动从诞生之初便深度绑定神性崇拜、城邦政治与军事谋略，成为承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