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地理认知的深化与典籍编撰的繁荣，也为区划体系的完善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与史料支撑。唐代编撰的《括地志》，详细记载了全国各州、县的疆域沿革、山川形胜、古迹物产，是唐代区划实践的重要参考；李吉甫所着《元和郡县志》，更是中国历史上首部现存的全国性地理总志，全书以十道为纲、州为目，逐一记载各州的治所、疆域、户口、赋税、山川、古迹，甚至精准标注了各州之间的距离与交通路线，将地理区划与行政治理、经济生产、军事防御的需求紧密结合，成为后世方志编撰与区划调整的典范。与此同时，唐代的舆图绘制技术更为成熟，官修的《十道图》《郡国图》精准呈现了全国的道、州、县疆界与地理格局，成为中央政府掌控地方、调整区划的重要工具，印证了隋唐时期地理区划的精细化与制度化水平。
隋唐之际的地理区划变革，是中国古代空间治理体系的一次集大成式发展。隋代以“裁冗省并、回归简约”革除乱世积弊，重构了中央集权下的区划框架；唐代则以“监察升行政、分级定治所、羁縻治边疆”丰富了区划的内涵与功能，形成了兼顾集权与自治、统一与多元的区划体系。这一时期形成的道—州—县三级制、州县分级定级、边疆羁縻治理等制度设计，不仅直接影响了五代、宋、辽、金的区划实践，更沉淀为华夏文明空间治理的重要智慧；而“山川形便与犬牙交错相结合”“行政区划与经济、军事、文化功能相融合”“内地与边疆差异化治理”的区划原则，更是被后世历代王朝所继承与发展。
尤为重要的是，隋唐的区划体系并非一成不变的僵化框架，而是始终随时代发展动态调整——从初唐的十道监察区到中唐的十五道行政区，从州郡的省并到羁縻州的增设，皆体现了“因势而变、利国便民”的治理逻辑。这种动态调整的智慧，让地理区划始终与大一统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同频共振，成为推动唐代盛世出现的重要因素。而当唐末藩镇割据打破这种平衡，地理区划又将在乱世中迎来新的变革，为宋代的路—州—县体系与元代行省制的出现，积累着新的经验与教训，在华夏文明的历史长卷中，继续书写着空间治理的演进篇章。
到了后来，在五代十国战乱年代，隋唐一统的道州区划体系在藩镇割据的余波与政权的频繁更迭中支离破碎，地理区划再度陷入“疆界无定、州郡滥置、军政合一”的乱世格局。这一时期，中原大地五朝更迭、四方十国并立，各方势力皆以军权为核心，将地理区划作为争夺疆域、巩固统治的直接工具，隋唐以来的分级定级、疆界规制被尽数打破，州郡数量再度激增、辖区愈发细碎，却也在战乱的淬炼中，孕育出契合乱世治理的区划特征，为宋代重构中央集权下的区划体系埋下了制度伏笔。
五代虽皆以中原正统自居，却始终囿于疆域狭小、战乱不休，其地理区划全然围绕军事统治展开，彻底延续了唐末藩镇的军政合一模式。唐代的道制彻底消亡，道的监察与行政职能被藩镇的军镇所取代，中原王朝将所辖区域划分为若干节镇，节镇下辖州、县，节度使总揽一镇的军政、民政、财政大权，实为一方土皇帝，而州、县长官则沦为节度使的附庸，失去了隋唐时期的独立行政权。为笼络武将、掌控疆域，五代政权对州郡的设置极为随意，或拆分大州为小州以削弱地方势力，或增设州郡以封赏功臣，如后唐将唐代的一州拆分为二三州，后周虽曾试图省并冗余，却因政权短命收效甚微，终五代之世，中原的州郡数量较唐后期激增近半，而辖区却缩至一隅，形成“州无广土、县无大邑”的细碎格局。同时，五代政权皆以军事防御为首要目标，在边境与战略要地增设军、镇等特殊区划单元，如后晋在河北设瀛州军、莫州军，后周在淮南设寿州军，这些军镇与州同级，专掌军事防御，与行政州郡交错分布，成为乱世中特有的区划形态，更让地理区划的军事属性被推至极致。
与中原五代的纷乱不同，南方十国虽各自割据，却因远离中原战乱，在区划实践中呈现出“守境安民、因地制宜”的特征，多以唐代道州体系为蓝本，结合自身疆域与经济发展需求稍作调整。吴、南唐据有江南半壁，承袭唐代江南东道、西道的区划框架，保留州、县二级制，虽也设节度使却权力远不及中原，更注重通过区划优化推动江南经济开发，如南唐将苏州拆分为苏州、常州，细化太湖流域的州县划分，适配当地稠密的人口与发达的农耕、商贸；吴越以杭州为都城，围绕钱塘江流域规划州县，在沿海设明州、温州等州，依托海运发展商贸，州县划分兼顾水利灌溉与港口交通；蜀地的前蜀、后蜀则据守巴蜀天险，基本沿用唐代剑南道的区划，仅略作省并，在成都平原核心区保留大州大县，在川北、川东边境设边州与军镇，形成“内守农耕、外御强敌”的区划布局；岭南的南汉、福建的闽国，则在唐代岭南道、江南东道的基础上，增设羁縻州郡以安抚当地少数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