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代，礼崩乐坏的政治变局与铁器牛耕的技术革新相互激荡，彻底打破了西周以来“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区划格局，地理区划进入了“礼失而求诸野”的重构与突破期。随着周天子权威式微，诸侯争霸、大国兼并成为时代主旋律，原本相对固定的封国疆域被频繁改写，地理区划不再单纯依附血缘礼制，转而成为服务于富国强兵、拓土开疆的核心战略工具。
各大诸侯国为强化统治效能、整合境内资源，纷纷摒弃旧有的分封制残余，推行以“郡县”为核心的新型区划模式。春秋初期，秦国在新征服的西戎之地设县，楚国在南方蛮夷聚居区置郡，将直属国君的行政单元直接嵌入广袤疆域，打破了贵族世袭对地理空间的分割；至战国时期，郡县制已在各国普遍推行，秦国的“县统于郡”层级体系、齐国的“五都制”与郡县并行格局、赵国的边郡与内地县差异化设置，皆以“中央集权”为核心逻辑，将地理区划与户籍管理、赋税征收、军队征调深度绑定。郡县长官由国君直接任免，不再拥有世袭封地，使地理空间的治理权彻底收归中央，为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区划体系埋下了伏笔。
这一时期的地理区划，呈现出鲜明的“战争驱动”与“因地制宜”特征。为抵御邻国侵袭、拓展战略纵深，各国纷纷在边境要地设郡，如燕国的上谷、渔阳、右北平诸郡，直面匈奴与东胡的威胁，兼具行政与军事双重职能；赵国的云中、雁门、代郡，既是农牧交错带的治理枢纽，也是向北扩张的军事据点。而在疆域内部，区划划分则充分考量自然地理与经济生产：关中平原的秦国依渭水流域设县，便利水利灌溉与粮食转运；齐鲁大地因农耕发达、人口稠密，县的密度远超其他地区；江南的楚国则顺应水乡泽国的地理特征，保留了部分部落联盟式的治理单元，形成“郡—县—邑”的多元层级。这种“边郡重军事，内县重农耕”的区划逻辑，使地理空间的价值被最大化挖掘，成为各国变法图强的重要支撑。
与此同时，地理认知的深化与学术思想的繁荣，为区划实践注入了理性内核。《尚书·禹贡》的成书与传播，将“九州”观念从政治理想转化为兼具地理科学性与治理可行性的区划蓝图，其“因山川形便”“按土壤肥力定级”的理念，深刻影响了各国的疆界划分与资源调配；《管子·地员》对土壤分类、地形地貌的系统记载，为因地制宜规划农业区划提供了理论依据；战国时期的“四海”“九州”“天下”等空间概念，更构建起华夏民族早期的疆域观与世界观。诸子百家的争鸣中，法家强调“以法治国”，推动区划与法律制度的结合；儒家倡导“仁政”，主张区划划分应兼顾民生福祉；兵家则从战略角度考量疆域布局，提出“据险而守”“扼守要冲”的区划原则，这些思想碰撞共同塑造了春秋战国时期地理区划的多元特质。
诸侯间的兼并战争与文化交融，更推动了地理区划的跨区域整合。秦国通过商鞅变法，以郡县制整合关中、巴蜀之地，形成“席卷天下”的地理根基；楚国吞灭吴越、征服百越，将长江流域与珠江流域的地理空间连为一体；齐国整合山东半岛，燕国开拓辽东疆土，各国在扩张中不断吸纳异质文化区域，使地理区划成为文明融合的载体。而战国末期“书同文、车同轨”的社会诉求，正是地理空间整合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为秦汉帝国打破地域壁垒、实现大一统的区划治理奠定了文化与社会基础。
春秋战国时代的地理区划变革，本质上是一场“空间治理革命”——它打破了血缘与礼制对地理空间的束缚，以中央集权为核心、以实用效能为导向，重构了人类与土地的关系。这一时期积累的“郡县分治”“因势利导”“军政合一”等治理经验，不仅塑造了此后两千余年中国古代地理区划的基本范式，更彰显了华夏文明在应对社会变革时，对地理空间治理的卓越智慧与强大适应性，成为历史长卷中从分裂走向整合、从蒙昧走向成熟的关键篇章。
秦两汉时期，随着大一统帝国的建立与巩固，地理区划彻底告别了诸侯割据时代的多元纷争，迈入了“大一统、制度化”的成熟阶段。秦始皇扫六合、平天下后，以“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的政治魄力，彻底废除分封制，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郡县二级制，将地理区划与中央集权制度深度绑定，构建起中国历史上首个疆域辽阔、区划统一的帝国治理框架。
秦朝的区划体系以“强干弱枝、高度集权”为核心逻辑：全国划分为三十六郡（后增至四十余郡），郡下设县、道、邑，其中“道”专为少数民族聚居区设置，体现了“因俗而治”的治理智慧。郡县长官均由皇帝直接任免，领取俸禄而非世袭封地，行政、军事、司法权力统归于中央，使地理空间的治理权实现了前所未有的集中。区划划分严格遵循“山川形便”与“犬牙交错”相结合的原则——既有如关中三辅（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依托渭水流域形成的经济核心区，也有打破自然地理单元、故意使郡界与山川走向不完全契合的设置，如汉中郡跨汉水南北，黔中郡兼及湘鄂川黔多地，以此防范地方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