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之后不久，王嘉便循着往日探究学问的熟稔路径，正式开启了这场聚焦春秋战国机关府衙领域的“求知之旅”。每日清晨，他随师哥师姐们一同踏入弥漫着松烟墨香与陈旧竹屑气息的书库，指尖掠过一排排码放整齐的竹简卷帛，目光始终紧锁那些标注着“官制”“政令”“治政”字样的典籍。整理工作间隙，他不再像从前那般专注于器物铭文的拓印与校勘，而是特意放慢节奏，逐简逐卷地筛查甄别——但凡遇到涉及“六官分职”“郡县设置”“考绩奖惩”等相关记载，便用细竹片刻下简易记号，待当日整理任务收尾后，再将这些做了标记的竹简卷帛小心翼翼地归拢到专属的书案一角，待夜深人静时细细研读。
他效仿左丘明先生治学的严谨之道，将《周礼》《管子》《商君书》等典籍中关于机关府衙的记载逐一摘录在素帛之上，再按“中枢官制”“地方治理”“司法运作”“赋税制度”分门别类整理成册。遇到晦涩难懂的字句，便先查阅先前师哥师姐们留下的注疏抄本，结合《尔雅》《说文解字》疏通文义；对于记载相互抵牾之处，便将不同典籍的相关段落并列比对，试图从历史语境中探寻真相。凭借着这份钻劲，诸如“西周六官与春秋列国官制的承袭关系”“齐国‘相地而衰征’与鲁国‘初税亩’背后的征管机关变革”等诸多疑问，都在他逐字逐句的推敲中迎刃而解。
但是，仍有几处疑难如同迷雾般萦绕在他心头，让他百思不得其解。比如《左传》中多次提及的“司马”一职，在不同诸侯国的记载中职能差异巨大——鲁国的司马侧重军事调度，晋国的司马却兼管司法纠察，而楚国的司马又涉及农田水利，这一官职的职能演变脉络始终梳理不清；再如《墨子·尚同》中描述的“里长—乡长—国君”的治理层级，与《周礼》中“乡遂制度”的记载看似冲突，究竟是不同地域的制度差异，还是同一体系在不同时期的演变，他始终难以定论。这些问题，仅凭一己之力翻阅典籍已难以破解，必须向师哥师姐与左丘明先生求教。
于是乎，每当白日整理工作结束，或是讲学之余的闲暇时光，王嘉便捧着整理好的笔记与相关典籍，恭恭敬敬地来到师哥师姐的书案前。他先将自己的困惑与初步思考娓娓道来，再虚心请教：“师兄，你看这各国司马的职能记载不一，是否与列国的国力强弱、治理需求有关？”“师姐，墨子所言的治理层级，是否是针对战乱时期的简化模式？”师哥师姐们见他提问精准、思考深入，也都倾囊相授——大师兄结合自己对晋国官制的研究，分析司马职能的演变与晋国“三军六卿制”的关联；二师姐则从地域文化差异入手，对比齐鲁与荆楚的治理传统，为他厘清乡遂制度与尚同体系的适用场景。
对于那些更为复杂的核心疑问，王嘉则选择在左丘明先生讲学的间隙请教。他捧着沉甸甸的竹简，躬身行礼道：“先生，弟子在梳理春秋机关演变时，对‘礼治’与‘法治’在官制中的体现始终存有疑惑。如郑国子产铸刑书，是司法机关独立的开端，还是对传统礼治机关的补充？”左丘明先生闻言，抚须沉思片刻，随即引经据典，从“周公制礼”的初衷讲到春秋末年社会变革对官制的冲击：“礼治为本，法治为用。子产铸刑书，并非否定礼治，而是将原本藏于官府的刑罚规则公之于世，让司法机关的运作有章可循，这正是机关府衙从‘人治’向‘制度治’转变的征兆啊。”先生的讲解层层递进，既解答了他的疑惑，更引导他从时代变革的宏观视角看待制度演变。
为了验证这些见解，王嘉还循着典籍记载的线索，参与了师门组织的实地考察。他们一行人前往鲁国故都的遗址，在残存的宫城地基旁，探寻当年中枢机关的布局痕迹；在曲阜的古乡邑遗址，通过出土的陶片、竹简残片，印证典籍中关于地方衙署征管赋税的记载。每一次实地探访，都让书本上的文字变得鲜活可感，也让他对机关府衙的运作模式有了更直观的认知。
就这样，在日复一日的典籍研读、师友请教、论证辨析与实地考察中，王嘉心中的疑团被逐一解开。从“六官分职”的职能细节到郡县制的萌芽发展，从司法机关的运作流程到官吏考核的具体标准，他都构建起清晰而系统的知识体系。当最后一个疑问——“秦国‘三公九卿’制的雏形在战国时期的具体体现”在与先生的探讨中尘埃落定时，王嘉望着案头堆积如山的笔记与典籍，脸上露出了释然的笑容。这场求知之旅，不仅让他吃透了春秋战国机关府衙领域的核心学问，更让他领悟到左丘明先生常说的“治学之道，在于知行合一，辨伪存真”的深刻内涵。
在此之余，他也将关键的知识点与信息，记录在他原先准备的小竹简与小册子中，方便他日后回到现代之后，与现代相应的着作典籍进行比对。
再到了后来，一切便恢复正常。
而王嘉呢，他也着手去寻找《左氏春秋》中记载着关于鲁襄公第八年的竹简草稿。
之后，他又通过自己阅读白话文的记忆，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