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东亚与东欧地区，除了中国以外，日本与朝鲜半岛的古代文明，以及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在这一时期，同样在对应领域，留下了独特印记。
日本的机关府衙体系始终以中国为重要参照，却在本土化适配中形成鲜明特色。大化改新前，日本处于部民制时代，政权核心为大王（后称天皇）与氏族贵族组成的“大和朝廷”，并无系统官制，政务多由苏我氏、物部氏等强大家族主导。公元645年大化改新后，日本全面效仿唐制，构建起“二官八省一台”的中枢体系：太政官为最高行政机关，下设八省（中务、式部、治部、民部、兵部、刑部、大藏、宫内）分管各项政务，弹正台为监察机关，地方则设国、郡、里三级行政区划，由中央任命的国司、郡司治理。《养老令》作为这一时期的行政法典，详细复刻了唐制的官吏选拔、俸禄、考核制度，却也保留了“氏姓制度”的残余影响，贵族世袭特权并未完全废除。平安时代后期，中央集权衰落，武士阶层崛起，幕府制度逐渐取代天皇朝廷的实际统治权：镰仓幕府设立“执权”“御家人”制度，地方由武士首领“守护”“地头”掌控，机关府衙沦为武家政权的统治工具；江户幕府时期，形成“幕藩体制”，将军为最高统治者，中央设“老中”“若年寄”等职辅佐将军，地方则由200多个藩国分治，藩主在领地内拥有行政、司法、税收大权，却需向将军效忠。这种“中央幕府—地方藩国”的二元治理架构，在《德川御成败式目》等法典中得以规范，而江户时代的町奉行所（城市行政司法机关）、寺社奉行所（宗教事务管理机关）等，成为地方治理的核心载体，其运作模式既延续了唐制的部分框架，又深深植根于日本的武士文化与等级制度。
朝鲜半岛的古代机关体系则呈现出“深度效仿中国、坚守本土伦理”的特质。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后，效仿唐制设立“执事省”作为最高行政机关，下设兵部、礼部、户部等六部，地方设州、郡、县三级，同时引入科举制度选拔官吏，《三国史记》记载其“设国学，教儒学，以科举取士，仿唐之制而略变其名”。高丽王朝时期，进一步完善官制，中央设三省（门下省、中书省、尚书省）、六部，监察机关为御史台，地方推行“道制”，将全国划分为十道，道设节度使或观察使，这种架构与唐宋官制几乎一脉相承。但高丽也保留了独特的“两班制度”，文武官员分为文班、武班，均由贵族子弟担任，形成垄断官场的特权阶层。朝鲜王朝（李氏朝鲜）时期，机关体系达到成熟，废除门下省、中书省，仅保留尚书省为行政中枢，同时设立“议政府”作为最高决策机关，由领议政、左议政、右议政组成，合称“三公”，监察体系则由司宪府、司谏院构成，合称“台谏”，形成“议政府决策—六部执行—台谏监察”的闭环。《经国大典》作为朝鲜王朝的行政法典，系统规定了各级机关的职能、官员的任免考核、政务的运作流程，其制度设计既吸纳了明清官制的精华，又融入了朝鲜本土的儒家伦理，强调“君为臣纲”与“民为邦本”的治理理念。朝鲜王朝的地方机关以“道—府—郡—县”为架构，道设观察使，府设府尹，郡设郡守，县设县令，各级官吏均由中央任命，且需通过严格的科举考试与儒学素养考核，确保了中央集权的稳固与治理的规范化。
俄罗斯与东欧国家的机关府衙发展，则深受拜占庭文明与斯拉夫传统的双重影响。基辅罗斯时期，俄罗斯的前身基辅罗斯以拜占庭帝国为榜样，建立起早期的国家机关：大公为最高统治者，下设“杜马”（贵族议事会）作为决策辅助机构，地方由“维彻”（市民大会）与大公任命的行政官共同治理，司法事务则依据《罗斯法典》执行，这部法典既包含了斯拉夫部落的传统习俗，也吸纳了拜占庭的法律原则。蒙古金帐汗国统治时期，俄罗斯的机关体系被迫转型，大公的权力受到汗的节制，中央设立“大宰相府”处理行政事务，地方则由蒙古贵族与俄罗斯贵族共同担任行政长官，税收、司法等权力被蒙古统治者掌控，这一时期的机关府衙成为蒙古汗国统治俄罗斯的工具，却也间接推动了俄罗斯中央集权的发展。伊凡四世（伊凡雷帝）时期，俄罗斯摆脱蒙古统治，建立沙皇专制制度，中央设立“重臣会议”与“政厅”（分管不同政务的部门），地方推行“省制”，将全国划分为若干省，由沙皇任命的省长管辖，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东欧的波兰、匈牙利等国，则在中世纪形成了“贵族民主制”下的机关体系：波兰设立“瑟姆”（议会），由贵族组成，掌握立法、税收等大权，国王的权力受到严格限制，中央机关的运作需通过瑟姆的审议；匈牙利则在国王之下设立“皇家委员会”，由贵族与高级教士组成，地方设州，州长由贵族选举产生，这种架构体现了东欧贵族阶层对王权的制衡，与俄罗斯的沙皇专制形成鲜明对比。
至于东南亚地区，其机关府衙体系则在本土部落传统、印度教佛教文化与中国文明的多重影响下，呈现出“多元融合、因地制宜”的鲜明特征，形成了既适应热带农耕文明，又兼顾城邦统治与王国扩张的治理模式。
古代高棉（吴哥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