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世界的图册标注学，则在东西方文明的交融中绽放出独特的光彩。阿拉伯帝国崛起后，横跨亚欧非的疆域为标注学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学者们不仅翻译了古希腊托勒密的《地理学指南》，吸纳了经纬网格的标注理念，更结合商旅与航海的实践经验，对图册标注进行了革新。他们编绘的《世界地图》不再以欧洲为中心，而是将麦加置于地图的核心位置，用精准的符号标注出丝绸之路的沿线城邦、印度洋的航线与港口，文字注记中详细记录各地的物产、风俗与贸易规则，为阿拉伯商人的远行提供了可靠指引。尤为可贵的是，阿拉伯学者还首创了“气候带”的标注方法，根据不同地区的气温与降水，将地球划分为七个气候带，并在地图上加以标识，极大地丰富了图册标注的科学内涵。此外，阿拉伯的城市规划图也极具特色，以圆形或方形的线条勾勒城池轮廓，清晰标注出清真寺、宫殿、集市与居民区的布局，体现出伊斯兰文明对秩序与对称的追求。
美洲大陆的古文明，虽未与欧亚大陆产生直接交流，却也发展出自成体系的图册标注传统。玛雅文明的石刻星图与历法图，以精准的符号标注出金星、月亮等天体的运行轨迹，以及太阳历与太阴历的周期，线条简洁而寓意深刻，支撑着玛雅人复杂的祭祀活动与农业生产；阿兹特克文明的《特诺奇蒂特兰城图》，则以手绘的形式记录了这座水上都市的布局，用彩色颜料标注出湖泊、运河、神庙与民居，甚至详细标注了城邦的贡赋来源与贸易路线，展现出阿兹特克人对城市治理的智慧。而印加文明则以“结绳记事”的独特方式，实现了对疆域与资源的“标注”——不同颜色、不同结法的绳结，代表着不同的地区、人口与物产，这种非文字的标注体系，成为印加帝国管理庞大疆域的重要工具。
非洲地区的古文明，同样在图册标注领域留下了独特的印记。古埃及的纸草地图，以象形文字与线条结合的方式，标注出金矿的位置、尼罗河的灌溉渠道与神庙的选址，其中《都灵纸草地图》更是世界上最早的军事地图之一，详细标注了沙漠中的水源、道路与敌军的据点，为法老的军事征伐提供了关键指引。西非的马里帝国时期，商旅们绘制的《黄金贸易路线图》，以手绘的形式标注出从廷巴克图到北非的商路，记录着沿途的绿洲、部落与贸易站，成为黄金与盐巴贸易的重要指南。这些标注成果，虽未形成如欧亚大陆般系统的体例，却深深植根于非洲本土的自然环境与文明特色，见证着非洲先民对世界的认知与探索。
而在东亚与东欧地区，除了中国以外，日本与朝鲜半岛的古代文明，以及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在这一时期，同样在对应领域，留下了独特印记。
日本的图册标注学发展，始终深植于与中华文明的交流交融之中，却又融入了鲜明的本土特色。早在奈良时代，日本便效仿唐朝的职方制度，设立专门机构掌管全国舆图，其编绘的《大日本国全图》以京都为中心，借鉴中国的“计里画方”之法，用朱红标注山城、平城等都城，以墨线勾勒河流与道路，符号体例与唐代疆域图一脉相承。到了江户时代，图册标注的实用性与本土化特征愈发凸显，官方编纂的《日本国郡地图》不仅标注了各藩的疆域边界、驿站关隘，还详细注记了各地的特产、年贡额度与民俗风情；民间流传的《城下町图》则聚焦于藩国都城的布局，清晰标注出大名宅邸、寺院神社、町人街区与市集的位置，线条细腻，注记详实，成为研究江户时代城市生活的珍贵史料。尤为特别的是，日本的“海图”标注独具匠心，针对岛国四面环海的地理特征，海图中以波浪纹标注洋流走向，用不同深浅的蓝色区分海域深浅，甚至详细注记了渔场位置与航海禁忌，充分体现了对海洋环境的独特认知。
朝鲜半岛的图册标注学，则展现出“慕华而不盲从”的发展轨迹。高丽王朝时期，朝鲜学者深入研习中国宋元时期的地图体例，编绘的《大东舆地图》借鉴了朱思本《舆地图》的网格标注法，以汉城为中心，精准标注半岛境内的山川、河流、郡县与驿站，文字注记兼用汉字与谚文，方便官民查阅。李朝时代，图册标注的精度与系统性达到顶峰，官方组织编纂的《八道总图》将全国划分为八道，以不同颜色区分道界，用方形符号标注府县治所，三角符号标注关隘要塞，同时创新性地加入了“里数标注”，详细记录各地区之间的往返里程，极大提升了图册的实用价值。此外，朝鲜的《海防图》与《江防图》针对性极强，针对倭寇侵扰与边境防御需求，图中不仅标注了沿海炮台、烽火台的位置，还详细注记了潮汐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