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明代倾力整理历代天文典籍，组织专人对上古以来的天文文献进行校勘、汇编，补全散佚篇目，厘清传承脉络，将《周髀算经》《灵宪》等经典典籍系统刊印，推动天文知识的官方传承。民间虽受禁令限制，但仍有学者冒禁研学，潜心钻研传统天文理论，部分学者结合农事需求，编撰通俗历书与农谚手册，将天文历法与民间生计紧密结合，让天文知识在民间悄然流传。明代中后期，海禁渐弛，西学东渐之风初兴，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来华，带来了西方近代天文知识、天文仪器图纸与星表，其传入的地心说改良理论、望远镜观测技术，让固守传统宇宙观的中原学者耳目一新。徐光启、李之藻等开明士大夫主动接纳西学，与传教士合作译介《崇祯历书》，系统引入西方天文测算方法与宇宙认知，该书兼采中西之长，既承袭华夏传统历法的实用内核，又吸纳西方天文的精密演算，打破了传统天文体系的封闭格局，为历法革新开辟了新路径。虽因守旧势力阻挠，《崇祯历书》未及在明代颁行，却为清代历法修订奠定了核心基础，而徐光启主持研制的新式天文仪器，融合中西技法，进一步提升了观测精度，标志着华夏天文研究开始向近代化迈步。
文学领域中，天文意象在明代文学作品中兼具传统底蕴与时代新意，明代诗文、小说、戏曲中，日月星辰不再仅是抒情寄怀的载体，更常被赋予家国情怀与哲思内涵。王阳明以“心即理”的哲思观照天地，其文集中多有以星象喻心性的论述；四大名着中，《三国演义》以星象异动暗合人物命运与政权更迭，诸葛亮夜观星象预判战事，尽显天文实用价值；《西游记》将天地星辰融入神话体系，构建起以天庭、星宿为核心的神话宇宙，让天文认知以奇幻形式广为流传；明代戏曲中，亦多以月景、星象营造意境，烘托剧情，让天文意象深入世俗文化。民间话本、传奇更是将天文神话与市井故事相融，让天文知识在通俗文学的传播中得以延续，进一步下沉民间。
清代立国后，迅速承袭明代天文建制，改组钦天监，吸纳明代天文人才与西方传教士，以兼收并蓄的姿态推动天文研究发展。顺治年间，清廷正式颁行依据《崇祯历书》修订的《时宪历》，摒弃传统历法的固有桎梏，全面吸纳西方天文测算方法，精准度大幅提升，成为中国古代第一部融合中西的历法，通行后世两百余年。清代高度重视天文实测，多次组织全国性天文观测，校准各地纬度、日影长度，补充完善星表数据，对特殊天象的观测记录更为精准，尤其对哈雷彗星、日月食的观测与预判，已兼具传统经验与西方测算技巧，误差极小。在仪器制造上，清代在承袭明代仪器基础上，借鉴西方技术加以改良，打造出更为精密的浑仪、简仪，同时引入西方望远镜、象限仪等新式观测仪器，安置于北京古观象台，实现了传统仪器与西方仪器的协同观测，让天文观测精度达到传统天文学的顶峰。
康乾盛世时期，国力强盛，官方主导的天文典籍整理与汇编达到空前规模，康熙帝下令编撰《律历渊源》，全书囊括天文、数学、乐律等诸多领域，其中《历象考成》系统总结了中西天文成果，厘清了天体运行规律，校准了历代历法偏差，堪称清代天文集大成之作；乾隆年间又对其加以修订补充，编成《历象考成后编》，吸纳西方最新天文发现，修正此前理论谬误，进一步完善了中西融合的天文体系。同时，清代组织学者对历代天文典籍进行全面校勘、辑佚，将散佚的天文文献汇集成册，纳入《四库全书》，为传统天文知识的传承留存了系统完备的文献宝库。这一时期，西方传教士在钦天监任职者众多，中西学者同台研治，西方近代天文学的日心说、行星运动定律等理论逐步传入中原，虽未完全取代传统宇宙观，却极大拓宽了学者的认知边界，推动天文研究向科学化、近代化转型。
然而，清代中后期，闭关锁国政策日渐严苛，中西文化交流受阻，西方近代天文学飞速发展之际，中国天文研究却陷入停滞，守旧势力抬头，对西方先进理论多有排斥，天文研究逐渐脱离世界潮流，仅局限于传统理论的整理与复刻，难有突破性进展。即便如此，官方对天文观测的重视未曾断绝，钦天监依旧坚守观测职责，留存的天象记录依旧详实，为后世研究提供了珍贵史料，民间天文研习之风虽有所复苏，却因缺乏交流与创新，难成气候。
天文认知对清代社会的影响同样深远，官方层面，天文祭祀被纳入国家核心典制，天坛、地坛等祭祀场所规制愈发完善，帝王依历举行祭天大典，以呼应天地秩序，彰显王朝正统；民生层面，《时宪历》精准指导农时，二十四节气依旧是百姓耕织作息的核心遵循，天文养生理念与中医理论深度融合，依节气调养、顺日月养生成为民间主流养生方式。文学领域，清代文学作品中的天文意象兼具雅俗，诗词之中，文人多以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