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之际的天文研究，以大一统为根基，以创新为核心，以开放为底色，在仪器创制、历法修订、实测研究、中外交流等诸多方面皆取得了划时代成就，不仅完整传承了华夏数千年的天文智慧，更以诸多突破性贡献，在世界天文学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一时期积淀的典籍、仪器与理论成果，为宋、元时期天文研究的再度飞跃提供了丰厚滋养，而其开放包容、务实创新的研究精神，更成为华夏文明探索宇宙道路上的宝贵财富，代代相传。
到了后来，在五代十国战乱年代，四方割据、政权迭兴，战火燃遍中原大地，此前隋唐大一统时代构筑的精密天文体系遭受重创，官署废弛、典籍散佚、仪器损毁，昔日司天台的繁盛光景不复存在，但天文作为王朝正统象征与民生刚需的核心价值从未被遗忘。各方割据政权即便偏安一隅、兵戈不休，仍执意承袭旧制设立天文职官，以观星修历彰显政权合法性，乱世之中的文人学者与天文吏员怀揣着薪火相传的执念，于颠沛流离中护持典籍、坚守观测，在政权更迭的缝隙里艰难延续天文脉络，更在因地制宜的探索中实现局部精进，让华夏天文研究于乱世飘摇中未致断绝，为两宋天文的复兴留存了珍贵火种。
五代政权虽更迭频繁，却皆以中原正统自居，对天文之事不敢轻慢。后梁代唐之初，便仓促承袭唐制设立司天台，收拢唐代遗留的天文残吏与散佚典籍，在汴梁草草搭建观星台，维持基本的星象观测与历书颁行；后唐灭梁后，着力恢复唐代天文旧制，召回散落各地的天文人才，修缮残存观测仪器，对唐代《大衍历》略加修订后颁行天下，力求以精准历法收拢民心，其对日月食、彗星等特殊天象的记录依旧保持着严谨性，留存于史书中的记载，成为衔接唐与宋的重要天文史料。后晋、后汉、后周虽国祚短暂，却一脉相承延续天文建制，即便国库空虚、战事吃紧，也必拨专款维系观星台运转，司天台官吏昼夜值守，详实记录天体运行轨迹，其中后周世宗柴荣颇具远见，深知天文历法对民生与统治的重要性，不仅下令搜求天下散佚天文典籍，更征召民间天文能人入朝修历，对旧历偏差加以修正，同时着手改良简易观测仪器，为北宋天文体系的重建埋下伏笔。五代诸朝虽割据一方、互相攻伐，却在天文领域形成了隐性的传承脉络，每一次政权更迭，天文吏员与核心典籍多能被新朝吸纳，让核心知识体系得以延续，未曾出现断层。
十国政权虽地处边陲或江南，偏安一方却也各有建树，依自身疆域特点走出了差异化的天文发展路径。南唐占据江南富庶之地，国力相对稳固，对天文研究尤为重视，仿照唐制设立太史局，广纳中原避乱的天文人才，在金陵修建规制完备的观星台，既延续中原传统观测范式，又侧重对南方星空的细致观测，补充了中原对南天星宿记载的疏漏，其编撰的《南唐历》在承袭《大衍历》基础上，结合江南气候与农时节气特点加以优化，更适配南方农耕生产，同时南唐文人辈出，诸多学者兼通天文与文学，将观星所得融入诗词文赋，让天文知识以文雅之态在江南传播。西蜀地势险要、相对安定，成为中原天文人才避乱的重要之地，当地政权收拢贤才，着力整理唐代天文典籍，将散佚的仪器图纸复刻还原，打造简易浑仪与圭表，维持常态化观测，其对行星运行轨迹的记录尤为详实，更将天文与蜀地本土民俗相融，让祭星、迎日等礼仪兼具中原规制与地方特色。此外，吴越、楚、闽等割据政权，虽国力有限，亦皆设立专职吏员执掌天文，以简易工具观测星象、校准节气，确保农时有序，即便历书多沿用中原旧本，也会根据本地物候略作调整，让天文知识深度贴合地方民生。
乱世之中，民间天文研习之风意外兴起，成为官方体系的重要补充。中原战火纷飞，诸多官方天文吏员流落民间，或隐居山林，或依附乡绅，以私人授徒的方式传承天文知识，将观星之法、历法演算、仪器制作技艺传于后人；部分寒门学者为谋生计，潜心研学天文历法，自制圭表、仰仪等简易观测工具，于山野之间坚持观星，虽多为私人撰述，却也积累了大量珍贵的实测数据，部分学者更跳出官方正统理论的桎梏，以务实视角探讨天体运行规律，对旧历偏差提出独到修正见解。同时，天文知识在民间的下沉，让其与民生关联更为紧密，民间学者将天文历法与农事、节气、养生深度结合，编撰通俗易懂的简易历书、农谚口诀，在百姓间口口相传，诸如依星象辨方向、按节气定耕播的实用技巧，成为乱世中百姓维系生计的重要依托，而天文与玄学的交融在民间更为普遍，寻常百姓婚嫁、丧葬、建房多会参照星象择吉，虽杂有迷信色彩，却也从侧面推动了天文知识的民间普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