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的典籍文献，更是将储粮运输的智慧尽数收录。杜佑的《通典·食货典》以整卷篇幅记载历代仓储漕运制度，详述隋唐粮仓规模与漕运路线；李筌的《太白阴经》将粮食储备与军事战略深度结合，提出“军无粮则亡，粮无储则溃”的论断；而白居易的《策林》中“王者之贵，生于人焉；人者之众，生于食焉；食者之寡，生于农焉；农者之勤，生于劝焉”的论述，更是将储粮运输提升到治国安邦的根本高度。就连唐诗之中，也处处可见漕运与粮仓的身影，“汴水东流无限春，隋家宫阙已成尘”道尽运河的兴衰，“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则生动描绘出开元盛世时，举国粮仓充盈、百姓安居乐业的富庶图景。
隋唐的储粮运输体系，不仅支撑起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的繁华，更奠定了此后千年封建王朝的粮食管理范式，其贯通南北的运输网络与分级储备的制度设计，至今仍闪耀着古人的智慧光芒。
到了后来，在五代十国战乱年代，中原板荡、政权林立，昔日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几度淤塞，巨型官仓或毁于战火，或被割据势力据为己有，隋唐盛极一时的储粮运输体系就此支离破碎，转而催生出一套更趋功利、以“兵食优先”为核心的应急模式。
各路藩镇与割据政权不再追求全国性的仓储网络，而是将粮仓建在城池之内、军营之侧，形成“城仓一体”的防御格局——后梁朱温在汴梁城外修筑的“宣武仓”，紧依城墙而建，仓门与城门相通，一旦敌军来犯，粮食可直接运入城中；后唐李存勖则在晋阳宫城之内设“内仓”，储备精锐禁军的粮草，城外另设“外仓”收纳赋税，以内外仓的分置，平衡军需与民生的需求。漕运也随之收缩，各政权只疏浚境内河段，用于短途转运，昔日千帆竞渡的大运河，沦为各势力划江而治的界河，后周世宗柴荣虽曾下诏疏浚汴河，试图恢复南北漕运，但受制于分裂格局，成效甚微。陆路运输重新成为粮草转运的主力，骡马大车、独轮小车取代了巨型漕船，在崎岖的驿道上往返穿梭，为前线输送粮食，而那些因战乱流离的百姓，也常被强征为运粮民夫，在刀枪的押送下，拖着沉重的粮车跋涉于沟壑之间。
在仓储技术上，五代十国的统治者延续了隋唐的窖藏工艺，却更注重隐蔽性与防御性。他们将仓窖挖在地下深处，窖口以石板覆盖，再覆土伪装成平地，以防敌军纵火焚烧；部分政权还在仓窖旁挖掘地道，直通城内军营，一旦城池被围，可通过地道秘密运粮。而在粮食分配上，“军粮优先”成为铁律，各州府收缴的赋税，七成以上需运往军营，余下的才用于地方官吏俸禄与赈灾，甚至出现“百姓饥馑，而军营粟米腐坏”的极端情形。
这一时期的史料记载，也多带着战火的烙印。《旧五代史·食货志》中，满纸皆是“括民粟以赡军”“漕运阻绝，军士乏食”的记录；《资治通鉴》里，关于“焚其粮仓”“断其粮道”的战事描写，更是比比皆是。那些散落于乱世的仓窖遗址、锈蚀的运粮车辙，无声地诉说着一个分裂时代里，粮食与生存、战争与民生的残酷博弈。
紧接着，在辽宋夏金元时期，政权并立与民族交融的浪潮席卷南北，储粮运输体系跳出了中原王朝的单一范式，呈现出农耕与游牧交织、陆运与水运互补的多元发展态势，制度的包容性与技术的实用性在此刻达到了新的平衡。
北宋以汴京为中枢，重构了贯通全国的漕运网络，汴河、惠民河等“四水贯都”的水运格局，让江南的稻米、江淮的粟麦得以昼夜不息地运往京师。朝廷设立“发运使”统筹漕运事务，创新推行“转般法”，在沿线重要节点修建转般仓，将长途漕运拆解为短途接驳，大幅降低了粮食损耗与运输成本；同时完善常平仓、广惠仓、义仓的三级仓储体系，常平仓调控粮价、广惠仓救济贫弱、义仓应对灾荒，三者各司其职，织就了一张覆盖城乡的粮食安全网。在仓储技术上，宋人突破了传统窖藏的局限，发明了“露囤法”——以竹篾编织巨型囤箩，外涂桐油、内铺芦席防潮隔热，无需深挖窖穴即可实现粮食的大规模露天储存，这种灵活高效的方式，被广泛应用于漕运码头与边境军营。而《宋史·食货志》《救荒活民书》等典籍，更是将储粮赈灾的经验升华为理论，为后世荒政体系提供了完整的范本。偏安江南的南宋，虽疆域缩减，却依托长江、钱塘江的水运优势，在临安周边修建丰储仓、平籴仓，同时大力推广占城稻，凭借“苏湖熟，天下足”的农业基底，以海船转运闽广粮食，硬生生撑起了都城百万人口的粮食供应。
与宋对峙的辽、西夏、金等少数民族政权，则带着游牧文明的基因，探索出一套机动与稳固兼备的储粮运输模式。辽国实行“捺钵制”，皇帝四季迁徙，随行的斡鲁朵（宫帐）配备着以皮囊、木桶制成的移动粮仓，储存炒米、肉干等耐储军粮，依托草原驿道的“走马递”，实现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