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旁的师姐正低头修补一卷破损的《考工记》，竹简上“仓人为廪，穿地深三尺，圜，长丈五尺，广八尺，谓之一庾”的字样清晰可见。王嘉凑过去，指着竹简问道：“师姐，这仓人建造粮仓的规制，为何要强调‘穿地三尺’？莫不是为了防潮？”
师姐抬眸笑了笑，指尖点在竹简上：“不止防潮。你看这‘圜’字，圆形的仓窖能更好地抵御风雨侵蚀，三尺之深，既能隔绝地面的湿气，又能防止鼠蚁啃噬。先前整理的秦简《仓律》里，还记载着仓吏要定期巡察仓窖，若粮食霉变，轻则罚俸，重则流放呢。”
王嘉恍然大悟，心头豁然开朗。原来那些看似枯燥的竹简卷册，藏着的竟是古人安邦定国的智慧。他重新低下头，目光落在手中的竹简上，忽然觉得那些刻痕不再冰冷，反而透着一股温热的烟火气——那是粮仓里堆积如山的粟米的香气，是漕船上船夫的号子声，是灾年里百姓领到赈粮时的叹息与感激。
“看来往后整理这些典籍，可得多用心了。”他轻声自语，指尖再次拂过竹简上的文字，眼底闪烁着兴奋的光芒，“说不定，还能从这些残卷里，寻到些前人储粮运输的诀窍呢。”
在这之后不久，只见王嘉便再度模仿以前的步骤，开启了所谓的“求知之旅”。这一次的旅程，不再是泛泛地翻阅诸子百家的言论，而是锚定了春秋战国储粮运输这一核心脉络，带着明确的目标扎进了书库深处的竹简卷帛堆里。
每日清晨，书库的木门刚被推开，王嘉便抱着几卷空白的木牍跟在师哥师姐身后，穿梭在层层叠叠的书架之间。那些记载着各国仓廪制度、漕运章程的竹简，有的字迹模糊，有的编绳断裂，他却看得格外仔细——遇到《管子》中提及“常平籴粜”的章节，便用朱砂在竹简边缘做个三角记号；翻到《周礼·地官》里“廪人掌九谷之数”的条文，就抄录在木牍上，旁边标注“与鲁国籍册互证”；甚至连那些记录着齐国漕船形制、魏国仓窖规格的残卷，他也小心翼翼地收集起来，用麻布包裹好，待到休息时再细细研读。白日整理典籍的间隙，他便捧着这些做了记号的竹简，逐字逐句地啃读，遇到生僻的官名、度量单位，就先记在木牍的边角，待晚间再汇总起来。
虽说，经过他自己的一番努力，对照着《左传》中“晋侯治兵于稷，取粮于绛”的记载，结合齐国《漕运日志》残卷，成功的解决了大部分的问题——比如春秋时各国漕运的主要航道、官仓与民仓的区别、粮食损耗的核定标准。但是…在这之中，仍然有一小部分疑难问题，像迷雾般萦绕在心头，始终不得其解：为何管仲在推行“官山海”时，要将盐铁贸易与粮食储备绑定？鲁国的“委积仓”究竟是战时粮仓还是日常补给仓？战国时秦国的《仓律》里，“入禾仓，万石一积”的“积”，究竟是怎样的储存单位？这些问题，光靠翻阅竹简，根本找不到确切的答案，必须向他的那几位师哥师姐，还有老师左丘明先生进行请教。
于是乎，他在这之后，便像以前一样虚心的向他的那几位师哥师姐，还有老师左丘明先生虚心求教。每到傍晚，书库的油灯点亮，王嘉便捧着写满疑问的木牍，恭恭敬敬地站在师哥师姐面前，将自己的困惑一一讲出。师哥们精通各国典章制度，指着竹简上的“委积”二字解释：“鲁国的委积仓，多设在边境要道，战时为行军补给，平日则储存过路商旅的粮食，算是兼具军需与民用之责。”师姐则擅长考据器物形制，告诉他“万石一积”，便是将一万石粮食堆成一个规整的粮垛，外用芦席包裹，再覆上黏土防潮，这是秦国官仓的标准储存方式。待到求教左丘明先生时，王嘉更是屏气凝神，将木牍捧在胸前。左丘明先生捻着胡须，听完他的疑问，缓缓开口：“管仲将盐铁与粮食绑定，实则是用盐铁之利补贴官仓，以丰裕的储备调控粮价，让百姓免于饥馑，这才是‘仓廪实而知礼节’的根本啊。”先生的话语，如拨云见日，让王嘉心头的迷雾消散大半。
而他的那几位师哥师姐，还有老师左丘明先生，也在那一刻都很负责，尽心尽力为他答疑解惑。师哥们还特意找出自己整理的秦国《仓律》译注，师姐则拿来了仿制的战国量器，让他直观地感受“石”的容量，左丘明先生更是带着他，查阅了自己珍藏的鲁国史官手记，里面恰好记载了委积仓的运作细节。
好在，通过不断的翻阅相应的书籍寻找相关知识，并且经过反复的论证辨析，王嘉还跟着师哥，去了城郊一处残存的战国粮仓遗址实地考察。站在那片被荒草覆盖的高台之上，看着地下残存的仓窖遗迹，摸着窖壁上残留的夯土纹路，再对照着竹简上的记载，他终于明白了“穿地三尺”的防潮原理，也弄懂了粮垛与仓门的布局巧思。
最终，他的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