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民间而言，生育养娃彻底沦为“应急求生”，此前形成的礼制与习俗几乎荡然无存。长期战乱导致农田荒芜、粮食匮乏，平民家庭连基本温饱都难以保障，“弃婴”现象屡见不鲜——《旧五代史·食货志》记载，后晋天福年间，因蝗灾与战乱，“民多弃子于道，饿殍遍野”，部分家庭即便留下孩子，也只能用“粗布裹身、米汤喂养”替代母乳，婴幼儿死亡率大幅攀升。为求孩子存活，民间育儿习俗变得简单粗暴：不再有唐代的“洗三礼”“抓周礼”，仅保留“佩戴桃木符”等低成本的祈福方式；育儿知识也退回“口耳相传的应急技巧”，如“遇兵灾则抱子躲于地窖”“寒冬用旧棉絮裹婴避寒”，实用性成为唯一标准，此前重视的“品德启蒙”“文化教育”则因生存压力被彻底搁置。
尤为遗憾的是，五代十国的战乱严重割裂了生育文化的传承。唐代形成的“孕期医学指导”“家训育儿”等认知，因书籍焚毁、医者流离而难以延续；士族阶层在战乱中大量消亡，此前维系的“宗族育儿规范”也随之瓦解，唯有部分南迁的平民家庭，将唐代的“抓周礼”“长命锁”等习俗简化后带到江南，成为后世宋人生育文化的微弱源头。
这一时期，生育养娃认知几乎退回到“原始生存需求”的起点，既无国家政策引导，也无文化习俗支撑，唯有“活下去”的本能驱动着生育行为，这种混乱与断裂，也让宋代建立后“重建生育礼制、复苏育儿文化”成为当务之急。
紧接着，在辽宋夏金元时期，多民族政权并立与交融的格局，让生育养娃认知突破了此前“大一统或乱世单一导向”的模式，呈现出“汉制为基、多元融合”的复杂面貌——宋代以“文治”重构汉地生育礼制，辽、夏、金、元则在保留本民族育儿传统的同时吸纳汉俗，最终形成“各有侧重、相互渗透”的生育文化生态，为后世统一王朝的生育认知提供了“多民族融合”的范本。
在以宋代为代表的汉地社会，生育养娃认知重回“礼制化与精细化”轨道，并深度融入“文治”社会的核心需求。宋代统治者虽未如汉唐般直接出台“胎养令”，却通过“重科举、兴教化”间接引导育儿方向——从皇室到民间，“养娃重教”不再是简单的“阶层流动工具”，而是升华为“家族文化传承”的核心。皇室层面，宋代确立“嫡子优先、无嫡立长”的继承制度，同时为太子设立“东宫官署”，除传统经史教育外，还增设“书画、天文”等课程，如宋孝宗为太子挑选朱熹等理学大家授课，将“储君培育”与“理学思想传播”绑定，凸显“文治储君”的认知；士大夫家庭则通过“家训细化育儿规范”，如司马光《家范》中专门列出“子事父母、弟事兄长”的具体行为准则，将儒家伦理融入日常育儿，甚至细化到“幼儿饮食需定时、言行需守礼”等生活细节，让“礼法育儿”从贵族下沉至士绅阶层。
民间层面，宋代生育养娃的“世俗化与商业化”特征尤为突出。一方面，唐代流传的“洗三礼”“抓周礼”被进一步丰富：“洗三礼”时，家长会邀请亲友参与，用“葱（寓意聪明）、秤（寓意公平）、算盘（寓意精明）”等物品擦拭婴儿，寄托对孩子未来的期许；“抓周礼”则新增“书籍、笔墨、印章”等代表“科举仕途”的物品，反映出民间对“读书做官”的普遍向往。另一方面，育儿相关的“商业化服务”开始出现：东京汴梁、临安等大城市中，有专门售卖“襁褓、乳母枕”的“婴孩铺”，甚至出现“专业乳母中介”，为富裕家庭提供育儿服务，这种“育儿商业化”现象，既体现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也说明民间对“优育”的需求已从“家庭自制”转向“社会协作”。
与此同时，辽、夏、金、元等少数民族政权，在生育养娃实践中形成“本俗与汉俗并存”的独特模式。辽代契丹族保留“幼子继承制”与“草原育儿传统”——贵族家庭会将幼儿交给“乳母”照料，男孩长到七岁后需学习骑射、狩猎，培养“草原勇士”特质，但同时也借鉴汉地“命名礼”，为孩子取汉名（如辽圣宗耶律隆绪，汉名文殊奴），体现“草原传统与汉地礼制”的融合；西夏党项族则重视“女性在育儿中的作用”，党项女性不仅负责喂养幼儿，还会传授“畜牧、纺织”等生存技能，同时吸纳汉地“胎教”理念，要求孕妇“远离争斗、保持心绪平和”；金代女真族在入主中原后，逐步接受汉地“嫡长子继承制”与“科举教育”，如金世宗要求女真贵族子弟“既习骑射，亦需读《论语》《孟子》”，将“草原尚武”与“汉地崇文”的育儿目标结合；元代蒙古族虽保留“逐水草而居”的游牧育儿方式（如用羊皮包裹婴儿、随部落迁徙），但在统一全国后，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