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洲的印第安文明在隔绝于旧大陆的环境中，创造了独特的非文字记载体系，以符号、器物与口述传统传递历史记忆。玛雅文明的象形文字刻于石碑、 codex（树皮书）之上，既记录天文历法、宗教祭祀，也记载国王的统治年限、战争胜利与城邦兴衰，其精准的纪年体系为解读玛雅历史提供了钥匙；阿兹特克文明的图画文字、手抄本（如《门多萨手抄本》），以形象的符号描绘部落迁徙、帝国扩张、贡赋制度与日常生活，成为弥补文字缺失的重要史料；印加帝国虽无文字，却通过“结绳记事”（奇普）记录人口、赋税、军事动向等行政信息，辅以专职史官的口述传承，将王朝历史与英雄传说代代相传，构建起连贯的文明记忆。
非洲地区的史实记载则以“口述传统”为核心，兼以器物、岩画、铭文等载体补充，彰显了社群记忆的生命力。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各民族皆有专职口述史官（如曼丁哥族的“格里奥”），他们熟记部落的起源、祖先的功绩、战争的历程、习俗的变迁，通过歌谣、故事、史诗的形式口耳相传，既保证了历史记忆的连续性，也融入了族群的价值认同；西非的贝宁王国、马里帝国、桑海帝国时期，宫廷铭文、建筑浮雕、青铜器物上的纹饰，记录了国王的权威、贸易的繁荣与宗教信仰；东非的斯瓦希里城邦则因海上贸易兴盛，留下了阿拉伯文与斯瓦希里文混合的铭文、贸易契约，见证了与阿拉伯世界、印度的文化经济交流；此外，非洲各地的岩画（如塔西里岩画），以质朴的线条描绘狩猎、祭祀、战争场景，成为史前至古代非洲社会的“无声史书”。
这些来自不同文明的史实记载，或依托宗教哲学，或植根帝国治理，或依赖口述传承，或借助独特符号，虽形式各异、侧重点不同，却共同完成了“记录过往、传承文明”的核心使命。它们不仅填补了人类历史叙事的多元空白，更印证了无论何种文明、何种发展路径，对历史的敬畏与记忆的传承，都是刻在人类基因中的共同追求，为后世拼凑完整的人类文明演进图景，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珍贵线索。
而在东亚与东欧地区，除了中国以外，日本与朝鲜半岛的古代文明，以及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在这一时期，同样在对应领域，留下了独特印记。日本的史实记载深植于中华文明的影响，却逐渐孕育出本土特色：早期无文字时，依赖《古事记》《日本书纪》整合神话传说与历史脉络，前者掺杂“天照大神创世”等神化叙事，后者仿中国正史体例，以编年体记载天皇谱系、遣唐使往来、律令制度建立等史事，成为解读日本上古至奈良时代的核心文献；平安时代的《六国史》延续官修传统，镰仓幕府以降，武士日记（如《平家物语》）、町人笔记兴起，既记录幕府更迭、武士争霸的战乱，也描摹市井生活的烟火，而铜镜铭文、寺院文书、城下町档案等，更从多元维度还原了日本从律令制国家到幕藩体制的转型。
朝鲜半岛的史学则始终以“追慕华夏、明辨正统”为核心：三国时代，高句丽的《留记》、百济的《书记》虽已散佚，却开启了官方修史先河；统一新罗时期，金富轼编撰《三国史记》，仿《史记》纪传体体例，系统记载三国兴衰与半岛民族融合，是朝鲜半岛现存最早的正史；高丽王朝的《三国遗事》补充民间传说与宗教史事，李朝时期的《高丽史》《李朝实录》则考据精审、体例完备，尤其《李朝实录》历时五百余年编撰，篇幅浩繁，详细记录了政治制度、中朝交流、民生百态，兼具史料价值与文化认同意义，而碑刻铭文、儒家书院的讲学记录、民间契约等，更填补了正史之外的细节空白。
俄罗斯与东欧国家的史实记载则在拜占庭文明、斯拉夫传统与西欧影响的交织中演进：基辅罗斯时期，《往年纪事》作为东斯拉夫人的第一部编年史，融合拜占庭宗教叙事与部落传说，记载了基辅罗斯的建立、弗拉基米尔大公皈依东正教、与拜占庭的交往等关键史事，成为俄罗斯史学的源头；中世纪后期，莫斯科公国崛起，官修编年史（如《莫斯科编年史》）开始凸显王权合法性与东正教的核心地位，而波兰、捷克等东欧国家的史学则多与民族独立运动相伴，《波兰编年史》《波希米亚编年史》既记录封建割据与王朝更迭，也蕴含着鲜明的民族认同；此外，东正教教堂的宗教文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