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嘉若有所思地将竹简按顺序排好，目光扫过那些密密麻麻的数字、量度，忽然觉得先前觉得枯燥的“算学”，竟和列国兴衰、生民疾苦连在了一起——原来这竹简上的每一个“数”，都藏着古人治国安邦的心思，这便是先生要他钻研的“春秋战国与数据”的门道么？
在这之后不久，晨光刚透过书库高窗洒下细碎竹影，王嘉便熟门熟路地搬出矮几、铺开细绢，再度模仿往日钻研学问的模样，郑重开启了这场聚焦“春秋战国数据典籍”的“求知之旅”——比起先前的泛泛浏览，此番他眼底多了几分笃定，连指尖拂过竹简的动作都格外轻缓，生怕错过半分与“数”相关的蛛丝马迹。
白日里，他与师哥师姐们一同埋首书库西隅的“邦国典籍区”，指尖在积着薄尘的竹简卷帛间游走：整理《管子·轻重》诸篇时，见简上刻着“万乘之国，千乘之国，百乘之国，其用粟量各几何”的问句，便立刻用朱砂在简侧画下小圈做记；翻到鲁国“初税亩”相关的残帛，上面“公田之税，私田之赋，亩收什一”的量化记载，更是让他急忙取出随身的木牍，用刀笔匆匆记下“鲁，税亩，什一”三字；就连楚国的量器铭文、秦国的户籍残册，只要见着“数、量、度”相关的字句，他都一一挑拣出来，单独归置在标着“待细研”的竹筐里。待暮色漫进书库，师哥师姐们歇工离去，他便抱着这筐挑拣出的典籍，在油灯下逐字研读——遇着“钟、釜、斛”等度量单位，便翻出先前整理的《考工记》残卷对照；碰到户籍中的“户、丁、口”划分，便在木牍上勾勒出列国户籍制度的简易脉络，不知不觉就耗到了月上中天。
虽说凭着这般“逐简细抠、遇疑便查”的劲头，他成功厘清了大半问题：比如弄明白《孙子兵法》中“度、量、数、称、胜”的逻辑——先测土地之“度”，再算粮草之“量”，继而定兵卒之“数”，后比国力之“称”，终定胜负之局；也搞懂了齐国“盐策”为何要精准统计“每户月食盐五升”——原是通过盐的销量反推人口，再据此核定赋税，藏着“以数治国”的深意。
但是，钻研越深入，越觉学问艰深，这之中仍有一小部分疑难像缠在竹简上的丝絮，绕得他满心困惑：比如晋国“作爰田”时，简上写“赏田以百亩为率，赐大夫以上者千亩”，可这“百亩”在晋地与在齐地的实际面积是否相同？为何同是“什一税”，鲁国的残册记录“岁入粟万钟”，而卫国却只记“岁入粟五千钟”，是度量标准有差异，还是国力悬殊所致？还有秦国的“上计制度”，简上仅提“岁终，上计于君”，却未细说“计书”中需包含哪些数据，是仅报赋税，还是连人口、粮草、兵卒都要一一列明？这些问题，翻遍手头已整理的典籍，竟都找不到明确答案。
于是乎，次日天刚亮，王嘉便抱着那几卷存疑的竹简，先寻到正在整理《周礼》的大师兄：“师兄，你看这晋国的‘百亩之田’，与咱们前日见的齐国‘百亩’，是不是度量有别？《考工记》说‘野度以步，家度以亩’，可没说列国步数是否一致……”紧接着，又拿着卫、鲁两国的赋税残册，请教二师姐：“师姐，同是什一税，为何两国岁入差了一倍？是卫国耕地少，还是统计时漏了私田的数据？”见师哥师姐虽能结合见闻给出推测，却也无确凿典籍佐证，他便揣着这些疑问，恭恭敬敬地来到左丘明先生的书房。
他的那几位师哥师姐，还有老师左丘明先生，也在那一刻尽显师长本分，格外负责：大师兄为解他“度量差异”之惑，特意从书库深处翻出一卷东周列国的量器图册，指着上面“齐亩二百四十步，晋亩二百步”的标注，逐字讲解列国“亩制”的演变；二师姐则结合《左传》中“鲁多私田，卫重公室”的记载，分析卫国赋税统计可能“仅计公田，不及私田”的原因；左丘明先生更是抚着竹简，缓缓道来秦国“上计制度”的渊源：“秦之‘上计’，始于献公，计书之中，必含‘户口增减、田亩垦荒、赋税完纳、兵卒补员’四者，此乃君上察吏、治国之根本。你所见残简阙如，是因秦火之后，典籍散佚大半啊。”每一句讲解，王嘉都凝神倾听，手中刀笔不停，将师友的见解一一记在木牍上，遇有不解便再追问，直到把每个疑问的来龙去脉都捋得通透。
好在，有了师友的点拨，王嘉并未停下脚步——他又花了三日，循着先生提示的线索，翻遍书库中与“列国制度”相关的残卷，从《逸周书》中找到“四海之内，度三千里，南北二千里，东西二千里，为千里者九”的疆域丈量记载，佐证度量标准的国别差异；又从鲁国史官留下的“岁时记”中，查到“私田初税，岁增粟三千钟”的记录，印证二师姐关于“私田漏计”的推测；更在一位老守库人指引下，找到一卷藏于暗格的秦国“上计残册”，上面虽只剩“户万三千，丁三万七千，粟岁入九万钟”的零星字句，却恰好印证了先生所言的“四者兼备”。与此同时，他还跟着三师兄前往城外的古卫国遗址，在残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