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与师哥师姐在书库西角整理竹简卷帛时，他不再是单纯地按“经、史、子、集”归类，而是特意将目光黏在那些与“职官”“百工”“士人行迹”相关的典籍上。见着《考工记》中“轮人制轮”的技艺细则，他便用朱砂在竹简末端轻轻画个“工”字记号；翻到《左传》里“士会归晋”“祁奚举贤”的职场典故，就用麻绳将对应的卷帛单独捆扎；就连《战国策》中苏秦“佩六国相印”前的求职游说之词，他也逐字逐句抄在木牍上，生怕错过半句古人的“求职心法”。待每日整理完毕，他便抱着这些做了记号的竹简卷帛，躲进书库角落的矮案旁，就着微光逐篇细读——遇到“六艺与入仕”的关联处，便在空白竹片上批注“士之求职，先修礼、乐、射、御”；读到“百工世袭与技艺传承”的记载，又写下“匠人入职，需承家学、过考核”，将零散的知识点像串珠子般，一点点串成脉络。
这般连轴转了七八日，王嘉案头的木牍已堆起薄薄一叠，多数关于“春秋战国士人如何投效诸侯”“工匠如何通过考核入职官营作坊”的问题，都被他从典籍中寻到了答案。比如他曾疑惑“为何孔子周游列国，却在卫国停留最久”，翻遍《论语》《孔子家语》后便豁然开朗：卫国君主虽无大志，却愿为孔子提供“粟六万”的俸禄，且允许他广收弟子，恰是满足了士人“行道”与“立身”的双重需求，这便是古人“求职择主”的智慧。
但是，竹简堆里仍横亘着几道难啃的“硬骨头”：《考工记》中“攻金之工，筑氏为削，冶氏为杀矢”，他虽知是不同工匠的分工，却不知“筑氏”与“冶氏”的入职考核有何差异；《韩非子》里“因能而授官，循名而责实”，他懂是“按能力授职”，却不解战国时期“如何界定‘能’”，是凭战功、技艺，还是辩才？还有左丘明先生曾提过的“‘士’与‘吏’的区别”，他翻遍手头典籍，只知“士”多为谋士，“吏”多为文书，却不知二者在求职路径、职责权限上究竟有何不同。这些问题像扎在竹简上的小毛刺，不弄明白，总觉得心里不踏实。
于是乎，待当日整理工作收尾，师哥正擦着案上的竹屑，师姐在核对卷帛的编号，王嘉便捧着那几片写满疑问的木牍，先走到师哥身边，躬身问道：“师哥，你看这《考工记》里的筑氏和冶氏，同是攻金之工，为何入职考核要分两道？是不是筑氏铸削刀需更精于火候，冶氏造箭矢更重形制？”师哥放下布巾，接过木牍看了看，指着窗外不远处的铁匠铺笑道：“你且想，削刀是文人刻简用的，需刀刃薄而韧，差一分火候就易崩裂；箭矢是将士杀敌用的，需箭镞锋利、箭杆直挺，差一分形制就射不准——考核不同，正是因岗位需求不同，就像如今咱们整理典籍，抄录经文需字迹工整，辨析残卷需通晓训诂，各有各的门道。”
王嘉听了茅塞顿开，又拿着关于“士与吏”的疑问去找师姐。师姐正对着一卷《周礼·天官》出神，闻言便拉他坐在矮凳上，指着“太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国”的字句道：“‘士’多是凭才学游说诸侯，求的是‘卿相之位’，图的是‘行道济世’；‘吏’则是靠熟悉律法、擅长文书入职，做的是‘具体事务’，图的是‘安稳立身’。就像先生身边的助教是‘吏’，负责整理典籍、记录言行；而先生周游列国时带的弟子是‘士’，要为君主出谋划策——这便是二者的不同。”
待晚间课业时，王嘉又捧着最后一个关于“如何界定‘能’”的疑问，叩开了左丘明先生的书斋。先生正就着油灯批注《左传》，见他进来，便招手让他近前。王嘉将木牍递上，恭敬道：“先生，弟子读《韩非子》，见‘因能授官’四字，却不知战国时如何判定一个人是否‘有能’？”左丘明放下笔，指了指案上的青铜爵：“譬如造此爵，能铸得器形周正、纹饰清晰，便是‘工匠之能’；譬如领兵打仗，能料敌先机、斩获战功，便是‘将领之能’；譬如治国，能使百姓安乐、邦国安定，便是‘卿相之能’——‘能’无定规，唯‘岗位所需’耳。昔年管仲相齐，懂‘通货积财’，便是齐桓公所需之‘能’；孙武献《孙子兵法》，懂‘克敌制胜’，便是吴王阖闾所需之‘能’。”
听了师哥师姐与先生的点拨，王嘉仍不满足，第二日便循着先生“岗位所需”的点拨，再度扎进书库，翻出《孙子兵法》《管子》对照印证，又拉着师哥去城外的古作坊遗址实地考察——在那片残留着陶窑火痕与青铜锈迹的土坡上，师哥指着一处方形夯土台道：“这便是当年官营作坊的考核台，工匠需在此当场制器，由工师查验合格，才能入职。”王嘉蹲下身，抚摸着土台上残留的轮制陶痕，忽然想起《考工记》里“轮人望而视其轮，欲其干尔而下迤也”的记载，瞬间便将“典籍记载”与“实地遗存”连在了一起。
就这般，一边翻书论证，一边辨析师友见解，再加上实地探访古遗址印证，王嘉案头那些画着“？”的木牍，渐渐被朱砂涂改成了清晰的注解。从“百工考核的分级标准”到“士人求职的游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