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宝石不再是单一文化的载体，而是成为各民族交流的“隐性纽带”：辽金借鉴中原玉雕技法，宋代从辽代引入琥珀加工工艺，元代则将西域宝石与中原文化结合。这种“多元互鉴”的特质，让辽宋夏金元的宝石文化虽风格各异，却共同丰富了中国宝石文化的内涵，为明代宝石文化的“体系化总结”与清代的“鼎盛再现”奠定了坚实基础。
而在紧随其后的明清两代，中国对宝石矿产的认知与应用迈入“体系化总结”与“极致奢华”的收官阶段。依托大一统王朝的稳定秩序、成熟的手工业体系与全球化贸易的初兴，宝石不仅成为皇权与贵族阶层“身份炫示”的核心载体，其认知体系、工艺技术与文化内涵也完成了古代历史上的最终沉淀。
在认知与资源获取层面，明清两代构建了“本土为主、海外补充”的宝石资源网络，且鉴别体系更趋科学系统。明代对和田玉的认知达到顶峰，《天工开物》明确记载和田玉“凡玉入中国，贵重者尽出于阗”，并细分“白玉、青玉、碧玉”等品类，提出“色白如脂者为上”的品质标准；清代进一步完善鉴别方法，宫廷设立“如意馆”，工匠通过“看质地、观色泽、查绺裂”三步法鉴别宝石真伪，甚至编撰《石谱》《玉纪》等专业典籍，将宝石认知从“经验积累”升华为“文字化、标准化”的理论体系。资源获取上，明清皆派专人驻守和田督办玉料开采，确保皇室对优质和田玉的垄断；同时，明代郑和下西洋开启了海外宝石进口的新渠道，红宝石、蓝宝石从东南亚大量涌入，清代则通过广州十三行与欧洲、南亚开展宝石贸易，钻石（时称“金刚石”）开始少量传入，进一步丰富了宝石品类。
在工艺与应用层面，明清宝石加工技术实现“精细化巅峰”，且应用场景高度集中于“皇权与贵族生活”。明代宝石工艺以“花丝镶嵌”为代表，工匠将金丝盘成纹样，再镶嵌绿松石、红蓝宝石，如定陵出土的“金丝翼善冠”，仅用0.1毫米细金丝编织，顶部镶嵌红宝石，工艺繁复到“一丝一扣皆见匠心”；清代则将宝石工艺推向极致，“乾隆工”成为玉雕工艺的标杆——和田玉雕琢讲究“无绺不雕花”，图案线条流畅、细节逼真，如故宫博物院藏的“和田玉大禹治水图山子”，以整块玉料雕琢山川、人物，场景宏大却不失细腻，堪称古代玉雕的“史诗级作品”。应用上，明清皇室对宝石的消耗达到空前规模：明代皇后凤冠镶嵌珍珠、宝石数百颗，清代慈禧太后的“翡翠西瓜”“红宝石朝珠”更是价值连城；贵族阶层也纷纷效仿，官员朝服上的“顶戴花翎”以宝石材质区分品级（如一品用红宝石、二品用珊瑚），宝石彻底成为“阶层等级”的可视化标志。
在文化与社会意义层面，明清宝石文化呈现“皇权垄断”与“民间渗透”的双重特征。一方面，宝石被赋予“皇权正统性”的象征意义：明代皇帝的“传国玉玺”以和田玉雕琢，清代每逢大典，皇室成员需佩戴“宝石朝珠”，宝石的“稀有性”与“奢华感”成为强化皇权威严的工具；另一方面，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宝石逐渐向民间渗透，明代江南地区的富商巨贾开始佩戴玛瑙、水晶饰品，清代民间首饰铺推出“银镶宝石”首饰，虽宝石品质远逊于宫廷，却让宝石审美逐渐融入市民文化。此外，宝石还与“吉祥文化”深度绑定：玉雕题材多为“龙凤呈祥”“福寿康宁”，绿松石、玛瑙常被制作成“平安扣”“如意”，宝石从“权力符号”进一步延伸为“民间祈福”的载体。
明清两代的宝石文化，既是对中国古代宝石认知与工艺的全面总结，也折射出封建王朝末期的社会风貌——它以极致的奢华彰显皇权的鼎盛，以系统的理论沉淀千年的智慧，最终为中国古代宝石文化画上了浓墨重彩的句号，其工艺标准与文化内涵，至今仍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的珠宝文化。
而在欧洲各国，早在古希腊与古罗马时期，宝石矿产的辨识与应用便已深深嵌入文明的肌理。古希腊人将宝石与神话传说紧密相连，认为祖母绿是爱与美的女神阿佛洛狄忒的眼泪所化，蕴含着治愈与守护的力量，常被雕琢成印章戒指，既作为身份象征，又被相信能抵御邪恶；紫水晶则被视为酒神狄俄尼索斯的化身，贵族们佩戴它以避免醉酒，匠人会将其镶嵌在酒杯边缘，赋予器物神圣寓意。古罗马人则更注重宝石的实用价值与权力符号意义，他们从西班牙的矿山开采红玉髓，雕刻成军团印章，用于签署军事命令；从埃及引入橄榄石，镶嵌在执政官的权杖上，象征着大地的丰饶与统治的稳固。当时的工匠已掌握了初步的宝石切割技法，虽多为简单的凸面切割，却能让宝石在橄榄油灯的映照下散发出独特光泽，成为贵族宴饮、祭祀仪式上不可或缺的装饰。
就在这之后不久，伴随着封建王朝中世纪的到来，宝石矿产的辨识与应用迎来了一次深刻的转向。宗教的兴起让宝石被赋予了浓厚的神圣色彩，成为连接尘世与天国的媒介。在哥特式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