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1931-1945年）：在陕甘宁边区、晋察冀等抗日根据地，调解制度进一步成熟，1943年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陕甘宁边区民刑事案件调解条例》，确立“调解为主、审判为辅”的原则。调解主体从政府延伸至民间，形成“政府调解、民间调解、军民调解”多元协同模式：政府调解处理涉及抗日政策的纠纷（如商户缴纳抗日救国公粮争议）；民间“邻里调解会”“宗族调解小组”处理家庭、邻里矛盾，且弱化宗族等级，强调“抗日大局为重”；军民调解则专门化解军队与群众的摩擦（如军马损坏农民庄稼），由八路军政治部与地方政府共同出面，协商“合理赔偿、军民互助”方案，既维护群众利益，又巩固军民鱼水情。例如在晋察冀边区，一名八路军战士因紧急行军踩坏村民麦田，调解小组迅速召集双方，最终裁定部队按市价赔偿，村民则主动为部队提供行军向导，实现“矛盾化解与抗日动员”的双重效果。
解放战争时期（1945-1949年）：随着解放区扩大，调解重点转向“支援前线与土地改革”相关纠纷。在新解放区，调解委员会协助处理地主与农民的土地权属争议，既依据《中国土地法大纲》保障农民利益，又通过“和平协商”避免暴力冲突；在军属集中区域，调解小组专门处理军属家庭困难引发的矛盾（如军属缺乏劳动力导致的耕种纠纷），组织群众“互助帮耕”，同时调解军属与邻里的摩擦，让军人安心前线作战。这一时期的调解实践，积累了“扎根群众、因地制宜、服务大局”的核心经验，为新中国成立后的调解制度奠定了基础。
建设与改革时期：服务发展的“调解体系构建”——从基层自治到制度定型
新中国成立后，协商调解从革命时期的“临时举措”转变为国家治理的“制度性安排”，在不同发展阶段适配国家建设需求，逐步实现法治化、体系化。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49-1978年）：为巩固新生政权、恢复国民经济，中央政府将“人民调解”纳入基层政权建设。1954年，政务院颁布《人民调解委员会暂行组织通则》，首次以国家法规形式明确人民调解的性质、任务与组织形式——在农村依托农业合作社设立调解委员会，在城市依托街道居委会设立调解小组，调解员由群众选举产生，主要处理生产互助、家庭邻里、婚姻家庭等纠纷。例如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调解委员会处理社员间的劳动分工争议、农具使用纠纷，既依据合作社章程，又以“集体利益优先”为原则劝导双方，保障生产秩序；在城市，调解小组化解职工间的工资福利争议、邻里住房矛盾，避免纠纷影响工厂生产与社会稳定。这一时期的人民调解，成为连接国家与群众的“桥梁”，有效缓解了基层治理压力。
改革开放时期（1978-2012年）：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纠纷类型从传统民事转向经济、劳动、知识产权等领域，人民调解逐步向“专业化、多元化”转型。1989年，国务院颁布《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强化人民调解的法律地位；1991年，《民事诉讼法》将人民调解协议纳入司法确认范围，赋予其法律效力。各地开始探索“行业调解”“专项调解”：在深圳、温州等经济特区，设立“商事调解委员会”，处理企业间的合同纠纷、货款争议；在长三角、珠三角的工厂集中区，设立“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由工会、企业代表、政府部门共同组成，调解劳资纠纷，化解矛盾冲突；在知识产权密集的城市（如北京、上海），设立“知识产权调解中心”，处理专利、商标侵权纠纷，为企业提供高效的非诉讼解决方案。例如在温州，一家制鞋企业因原材料供应商延迟交货引发违约纠纷，商事调解委员会召集双方，依据合同条款与行业惯例，协商“分期交货+补偿损失”方案，既避免了冗长的诉讼，又维系了双方的长期合作关系。
新时代：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调解创新”——多元协同与数字赋能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面对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与基层治理新需求，协商调解迎来“体系化升级”，构建起“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简称“三调联动”）的多元化解纠纷体系，并借助数字技术提升效能。
“三调联动”实现矛盾分层化解：2019年，中央政法委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的意见》，推动形成“基层人民调解先行、行政调解协同、司法调解兜底”的工作机制。例如在农村土地流转纠纷中，先由村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若涉及政策解读（如土地流转年限、补贴标准），则联动乡镇政府的行政调解；若调解无果，由法院通过“诉前调解”程序，邀请人民调解员、行政部门共同参与，实现“纠纷不升级、矛盾不上交”。在浙江“枫桥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