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与东欧地区的协商调解实践，虽未形成统一体系，但均以“维护本土社会秩序”为核心——东亚依托儒家伦理与集权治理，东欧则融合封建贵族传统与宗教教义，既展现了地域文明的独特性，也为世界调解史提供了“多元治理”的实践样本。
至于东南亚地区，因地处东西方文明交汇带，且多民族、多宗教（佛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共生，其古代协商调解实践呈现出“文化杂糅、灵活适配”的鲜明特质——既吸收印度、中国的治理智慧，又深度保留本土部落传统与宗教伦理，形成“以共同体和谐为核心、多主体协同参与”的独特体系，不同区域（如中南半岛、马来群岛）虽存在差异，但均围绕“化解矛盾、维系社群稳定”展开。
中南半岛：佛教伦理与王权治理的深度融合
中南半岛的越南、泰国、缅甸、柬埔寨等国，受印度佛教与中国儒家文化影响较深，调解制度多与王权、佛教寺院紧密绑定，强调“道德教化”与“等级秩序”的平衡。
越南（李朝至阮朝）：“汉法为基、本土适配”的调解体系
越南古代长期受中国文化影响，调解制度既借鉴中国“官民联动”模式，又保留“村社自治”传统。官方层面，阮朝设“刑部”“省督”“府县”三级机构，处理民事纠纷时需先经“乡官”（由地方士绅担任）调解，依据《皇越律例》（仿中国《大明律》制定）与儒家伦理，例如处理田宅纠纷，乡官会先核查地契，再以“邻里和睦”为由劝导双方妥协，若调解无果，方可上报府县。府县官员审理前仍会组织二次调解，引用“孝悌”“仁义”思想化解对立，如宗族继承纠纷，会严格遵循“嫡长子继承制”，同时劝导其他子嗣“重亲情轻财物”。民间层面，村社设“村老会”（由年长村民、乡绅组成），处理村民间的债务、邻里冲突，依据“村规民约”与佛教“慈悲”理念，例如村民因灌溉用水争吵时，村老会按“按季轮灌”原则分配水源，同时以“因果报应”劝诫双方“莫起争执”，避免矛盾升级。此外，越南的“高台教”寺庙也参与调解，神职人员以宗教教义为纽带，调和不同信仰群体的纠纷，增强社群凝聚力。
泰国（大城王朝至曼谷王朝）：“佛教为魂、王权主导”的调解模式
泰国古代调解制度以佛教“和谐”理念为核心，王权与寺院共同主导。官方层面，曼谷王朝设“司法部”“地方行政官”，处理纠纷时需先经“村吏”调解，依据《曼谷王朝法典》与佛教“非暴力”教义，例如商人因货物质量引发争议，村吏会召集双方，结合商业惯例与“诚实经营”的佛教训诫，协商赔偿方案，既维护商业秩序，也传递宗教伦理。对涉及贵族的纠纷，由“中央行政官”主持调解，兼顾王权等级与佛教慈悲，如贵族间的领地争议，会依据“王权分封制”划定边界，同时以“国王需护佑子民”为由，要求贵族“让利平民”，平衡各方利益。民间层面，佛教寺院是核心调解场所，僧侣因“道德权威”成为首选调解人，处理家庭矛盾（如夫妻不和、遗产分配）时，会以“家庭为共同体”的理念劝导双方，例如调解夫妻争吵，会引用“夫妻相敬如宾”的佛教故事，引导双方反思，再提出“相互让步”的方案，多数民众因敬畏僧侣权威，会接受调解结果。
缅甸（蒲甘王朝至贡榜王朝）：“部落传统与佛教共治”的调解实践
缅甸古代多民族聚居，调解制度既保留缅族、掸族的部落传统，又融入佛教伦理。官方层面，贡榜王朝设“王廷司法官”“省督”，处理跨部落纠纷时，会召集双方部落首领与佛教僧侣共同调解，依据《缅甸法典》与佛教“平等”理念，例如缅族与掸族因牧场归属产生冲突时，司法官会结合“部落土地使用惯例”与“众生平等”教义，裁定“牧场共享、按季使用”，同时由僧侣主持“和解仪式”，让双方部落首领宣誓“互不侵犯”。民间层面，部落设“头人”，处理内部纠纷（如牲畜归属、婚姻矛盾），依据“部落口头法”，例如掸族青年因自由恋爱与家族安排冲突时，头人会召集家族长老与僧侣，既尊重掸族“家族决策权”传统，也以佛教“尊重个人意愿”为由，协商“折中方案”（如延迟婚期、双方增进了解），避免家族分裂。
马来群岛：部落传统与伊斯兰教法的共生共存
马来群岛的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因本土部落文化与伊斯兰文化（15世纪后传入）长期交融，调解实践呈现出“部落自治”与“宗教约束”并行的特点，强调“社群共识”与“宗教合规”的统一。
印尼（满者伯夷王朝至马打蓝苏丹国）：“ adat（ adat ，本土习俗）为基、伊斯兰为补”的调解体系
印尼古代调解以“ adat ”（本土部落习俗）为核心，伊斯兰传入后，逐步形成“习俗与教法结合”的模式。在满者伯夷王朝（ hindu 教政权）时期，爪哇岛的村社设“长老会”，处理田产、婚姻纠纷，依据“ 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