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理想信念在“资本扩张与社会反思”的张力中不断调整。两次工业革命后，“自由竞争、个人主义”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信念，“追求财富、实现个人价值”的理想推动了生产力的巨大飞跃，但也催生了贫富分化、社会矛盾等问题。为此，西方社会不断进行自我调适：从福利国家制度的建立，试图以“社会保障、贫富调节”缓解社会不公，践行“公平正义”的理想；到民权运动的兴起，黑人、女性为“种族平等、性别平等”上街抗争，将“人权”理想从抽象口号转化为具体实践；再到当代对“可持续发展”的追求，面对气候变化、生态危机，“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成为全球共识，西方环保组织与普通民众以“减少碳排放、保护生物多样性”为目标，将理想信念与人类生存发展的长远利益绑定。不过，西方社会的理想信念也始终面临挑战——资本的过度逐利性导致“金钱至上”的价值观盛行，民粹主义与极端思想的抬头冲击着“多元包容”的共识，使其在“个人自由与社会公平”“国家利益与全球责任”的平衡中不断探索。
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理想信念的核心始终围绕“民族独立、自主发展”展开。二战后，亚非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掀起民族解放运动，“摆脱殖民统治、建立独立国家”成为最迫切的理想——印度通过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实现独立，领导人尼赫鲁以“建设一个强大、民主、世俗的印度”为信念，推动国家现代化；非洲各国在独立后，以“消除贫困、实现经济自主”为目标，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拉丁美洲国家则在“反对外部干涉、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中，形成“拉美民族主义”理想，追求经济独立与社会公平。进入当代，发展中国家的理想信念进一步深化：一方面，坚守“自主发展”的底线，拒绝外部强加的发展模式，如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新路径，契合了其“不依附、求平等”的理想；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中发声，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将“民族复兴”的理想与“全球南方国家共同崛起”的目标相结合，形成了“独立自主、抱团发展”的信念特质。
在社会主义国家与地区，理想信念在“坚守初心与改革探索”中持续发展。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曾以“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为崇高理想，通过计划经济体制快速实现工业化，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借鉴，但其后期的体制僵化与思想偏离，导致理想信念的弱化，最终走向解体。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为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注入了新的活力——中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通过改革开放与创新发展，既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又坚守了“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证明了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生命力与适应性。此外，越南、老挝、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也在结合本国实际的基础上探索发展道路：越南推行“革新开放”，以“建设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为理想；古巴在长期封锁中坚守“社会主义制度”，以“免费教育、免费医疗”的民生实践，践行“公平正义”的理想，这些探索共同丰富了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内涵，展现了其“与时俱进、因地制宜”的特质。
与此同时，“人类共同价值”的理念在全球范围内逐渐凝聚，成为不同文明、不同制度下理想信念的最大公约数。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让“和平”成为全人类的共同渴望，联合国的成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为“维护世界和平”的理想搭建了制度框架；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让“发展”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各国在经贸合作、文化交流中追求“互利共赢”，“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的理想日益深入人心；面对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粮食危机等全球性挑战，“团结协作”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各国人民意识到“人类命运休戚与共”，“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从中国倡议逐渐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追求——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资本主义制度还是社会主义制度，都在“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人类共同价值中找到共鸣，这份超越国界、种族、文明的集体理想，成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应对全球性挑战的精神动力。
可以说，放眼世界，理想信念的探索既存在因历史传统、制度选择不同而产生的“多元差异”，也存在因人类共同命运而形成的“集体共识”。它既是各国人民在各自发展道路上对“美好社会”的独特追求，也是全人类在面对共同挑战时对“共同未来”的集体思考。尽管全球范围内仍存在冲突与分歧，但“和平发展、公平正义、互利共赢”的理想信念，始终是人类社会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