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辽、夏、金等少数民族政权主动吸收中原史学传统，形成兼具本民族特色的纪年载史模式。辽朝设“史馆”“起居舍人院”，以契丹文与汉文双语修史，其《辽史》（后由元代编撰）中“本纪”以辽代年号（如“统和元年”“重熙十年”）纪年，同时记录与宋、西夏的“年号对应关系”（如“统和二十二年，宋真宗景德元年”）；西夏以党项文编撰《夏国史》，虽已散佚，但现存的《番汉合时掌中珠》等文献显示，其纪年采用“君主年号+干支”，与中原模式一脉相承；金朝则直接沿用宋代史馆制度，设“国史院”修撰《金史》，其“志”篇对典章制度的记载，体例严谨程度不亚于中原正史。
元代实现大一统后，史学发展呈现“整合多民族史料”的鲜明特征。忽必烈设“翰林国史院”，以脱脱为都总裁，主持编撰《辽史》《金史》《宋史》，首次将辽、金、宋均视为“正统”，各自以本朝年号纪年，在“本纪”中清晰梳理三朝并行的时间脉络——如《宋史·本纪》用宋代年号，《辽史·本纪》用辽代年号，却通过“互见”方式标注重大事件的交叉时间（如“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辽景宗乾亨元年，宋伐辽”），解决了多政权并立的纪年难题。此外，元代私人修史也有突破，如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沿用《通典》的政书体例，却以“上古至宋宁宗”为断限，系统整合历代典章制度，其纪年以中原正统王朝年号为主，兼顾少数民族政权时间标注，成为“政书体”的又一典范。
纪年方式上，此时期的核心突破在于“多政权年号的系统对应”：无论是《资治通鉴》的“目录”，还是元修三史的“本纪”，均通过年表、附注等形式，将辽、宋、夏、金的年号逐一对应，确保历史事件的时间坐标在多政权语境下清晰可考。这种“尊重各政权纪年，又构建统一时间框架”的做法，既体现了多民族文化的交融，也为后世处理分裂时期的纪年问题提供了成熟范式。
辽宋夏金元的史学发展，不仅延续了中国古代纪年载史体系的专业性与系统性，更通过多民族政权的参与，丰富了史学的多元性与包容性，为明清时期“大一统史学”的最终成熟奠定了坚实基础。
而在紧随其后的明清两代，中国古代纪年载史体系迎来“大一统史学的巅峰与总结”阶段——官方修史制度高度完善，正史编撰成果斐然，同时地方史与私人史学并行发展，最终形成了覆盖全国、体例完备、史料宏富的历史记录体系，为中国古代史学画上圆满句号。
明代以“继承与规范”为核心，强化官方修史的中枢地位。其一，机构与制度定型：明太祖设“翰林院”总领修史事务，永乐年间又专设“史馆”编撰前代史，形成“翰林院掌修史、内阁总协调”的固定模式；日常记录机制更趋严密，“起居注”由专人轮值记录，“日历”按年月日汇编政务，为后续修史积累了系统的一手资料。其二，正史编撰成果显着：解缙、姚广孝先后主持编撰《元史》，虽因成书仓促存在瑕疵，但首次系统整理了元代历史，其“本纪”以元代年号（如“至元元年”“洪武元年”）为纲，清晰梳理了元明更替的时间脉络；此外，明代还大规模编撰《明实录》，自太祖至熹宗共13朝实录，篇幅达数千万字，以编年体详尽记录当朝史事，成为研究明代历史的核心史料。其三，地方史与私人史学兴起：各地编撰的方志（如《大明一统志》《姑苏志》）开始将“纪年”与“地方事件”深度结合，记录当地的建置沿革、名人轶事；私人修史如谈迁《国榷》，以编年体补订《明实录》的疏漏，其纪年精准到日，堪称明代私人编年史的典范。
清代则将中国古代史学推向“集大成”的巅峰，呈现出“规模宏大、体例严谨、史料整合”的鲜明特征。一方面，官方修史规模空前：设立“国史馆”“实录馆”“方略馆”等专职机构，分工细化——国史馆负责编撰本朝国史与历代名臣传，实录馆续写《清实录》（共12朝，篇幅远超明代），方略馆编撰重大军事行动的专题史（如《平定准噶尔方略》）；乾隆年间，在乾隆帝主持下完成“二十四史”的最终审定与刊刻，将《史记》至《明史》的24部正史统一体例、规范纪年，确立了“正史”的权威地位；同时编撰《四库全书》，收录历代史学典籍数千种，进行系统的史料整理与校勘。另一方面，纪年方式实现“大一统规范”：清代年号使用稳定（如康熙、乾隆年号均沿用60年），官方史书统一以清代年号纪年，记载边疆部族与藩属国史事时，也均换算为清代年号（如“乾隆二十年，准噶尔部归附”）；为解决历史纪年的溯源问题，清代学者还编撰了《历代纪元编》《纪元通考》等工具书，系统梳理上古至清代的年号、干支对应关系，彻底消除了纪年的模糊性。
此外，清代私人史学与方志编撰也达到新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