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局部尝试与局限：民国政府曾尝试发展本土能源工业，如1930年成立“中国石油公司”，在甘肃玉门勘探油田，但受技术落后、战乱频繁影响，玉门油田年产量最高仅10万吨，远不能满足需求；抗战时期，沿海能源通道被日军切断，中国被迫依赖滇缅公路进口石油，能源短缺成为制约抗战的重要因素，这一时期的能源安全实践，始终未能突破“技术弱、规模小、受外部制约”的困境。
二、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1949-1978年）：自力更生与体系奠基
面对国际封锁与工业化起步需求，中国确立“自力更生”的能源战略，核心是“打破外部垄断，建立自主可控的能源供给体系”，为国家主权与工业化打下坚实基础。
煤炭为主：工业化的“能源基石”：中国煤炭资源丰富，政府集中力量开发山西、陕西、内蒙古等煤炭基地，1949-1978年煤炭产量从3243万吨飙升至6.18亿吨，煤炭占能源消费比重长期超过70%，支撑了钢铁、机械、电力等重工业发展，“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在此阶段形成，成为保障工业化起步的核心支撑。
石油突破：“甩掉贫油帽子”：1959年大庆油田发现后，全国掀起“石油大会战”，1963年中国实现石油基本自给，彻底摆脱“洋油”依赖；随后胜利油田、大港油田相继开发，1978年石油产量达1.04亿吨，不仅满足国内需求，还能出口创汇，石油自给成为国家主权独立的重要象征，能源安全从“生存保障”升级为“工业化动力”。
能源基建：构建跨区域调配雏形：为解决能源分布不均问题，中国修建“鹰厦铁路”“包兰铁路”等，将北方煤炭运往南方工业基地；同时建设葛洲坝等水电站，初步发展水电，为后续能源跨区域调配积累经验，能源体系从“分散开发”向“统筹规划”转变。
三、改革开放至党的十八大前（1978-2012年）：开放合作与规模扩张
随着改革开放推进，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带动能源需求激增，能源战略转向“开放合作、扩大供给、优化结构”，核心是“以能源保障支撑经济发展”。
引进来：外资与技术助力能源开发：中国开放煤炭、石油领域，引进外资与先进技术，如与壳牌、bp等合作开发海上油田，提升石油开采效率；同时引入火电、水电技术，建设大亚湾核电站（1994年投产），开启清洁能源探索，能源开发从“纯自主”转向“自主+合作”。
走出去：保障海外能源供给：2000年后，中国能源对外依存度上升，尤其是石油对外依存度2012年达56.4%，政府推动能源“走出去”，在中东、中亚、非洲等地投资油田、天然气田，如与哈萨克斯坦合作建设“中哈石油管道”（2006年投产），构建多元化海外能源供应渠道，能源安全从“本土保障”拓展至“全球布局”。
跨区域调配：破解“资源-需求”错配：为缓解“北煤南运”“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的矛盾，中国建成西气东输一线（2004年通气）、西电东送南通道（2005年投运）等重大工程，将西部能源输送至东部经济发达地区，2012年跨区域电力输送量达6642亿千瓦时，能源配置效率大幅提升。
四、党的十八大以来（2012年至今）：双碳引领与安全升级
进入新时代，中国将能源安全与“生态文明建设”“双碳目标”“科技自立自强”深度融合，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能源安全进入“多元互补、绿色自主、全球共治”的新阶段。
新能源引领：从“跟跑”到“领跑”：中国大力发展风电、光伏、储能、氢能等新能源，2023年风电、光伏装机量分别达3.38亿千瓦、6.19亿千瓦，均居全球第一；新能源汽车产量占全球60%以上，光伏组件出口占全球80%，在新能源技术、产业规模上实现全球领跑，能源结构从“化石能源主导”向“清洁能源多元补充”加速转型。
自主可控：筑牢能源安全底线：在传统能源领域，提升煤炭清洁利用水平，推进页岩气、煤层气开发，2023年页岩气产量达240亿立方米；在关键技术领域，突破特高压输电、先进核电（如“华龙一号”）、储能电池等核心技术，摆脱对外技术依赖，能源安全的“自主性”显着增强。
全球共治：从“参与者”到“引领者”：中国提出“一带一路”能源合作倡议，与100多个国家开展能源合作，建设中巴经济走廊能源项目、中老铁路电气化工程等；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推动《巴黎协定》落实，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在能源绿色转型、技术共享上发挥引领作用，能源安全从“国家战略”延伸至“全球责任”，为人类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方案。
从被动依赖到自主可控，从化石能源为主到新能源领跑，中国能源安全的演进史，既是一部国家独立、民族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