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教会的“荣誉勋录”，则藏在宗教的光环里。修士若能抄录典籍、传教布道有功，教皇会赐他“枢机教士”的红帽，或是允许他所在的修道院使用特殊的圣餐器皿——这些看似细碎的赏赐，在信徒眼中却是“上帝认可”的证明，比世俗的爵位更珍贵。有的修道院会为德行高尚的修士立“圣徒传”，把他的神迹与善举写进手抄本，供后世膜拜，这便是宗教领域的“荣誉记载”，字里行间都透着对“神圣”的推崇。
连普通工匠与商人，也有了属于自己的“小荣誉”。行会会给技艺精湛的铁匠颁发“大师徽章”，允许他在招牌上刻特殊的标记；商人若能按时向领主缴纳赋税，且从未欺瞒顾客，市政厅会在他的店铺门上挂一块“诚信牌匾”——这些虽不及骑士的册封盛大，却也是市井里的“勋录”，让普通人靠手艺与本分也能挣得体面。
只是这时候的“荣誉”，多与“身份”绑定得紧。农奴哪怕再勤劳，也难有被“勋录”的机会；而贵族子弟哪怕年幼，生来就带着“荣誉”的光环。教权的影响也随处可见：一个骑士若违背对教会的誓言，哪怕战功赫赫，也会被开除教籍，失去所有荣誉头衔——就像一块被除名的纹章，再精致也没了立足之地。
这一时期的“荣誉勋录”，就像一座层级分明的城堡：顶层是国王与教皇的金冠，中层是骑士的剑与纹章，底层是工匠的徽章与牌匾，每层都有对应的规矩与仪式。它或许少了古希腊罗马的自由气息，却牢牢粘住了封建时代的社会结构，让“荣誉”不再只是个体的荣光，更成了确认身份、维系忠诚的无声契约。
与此同时，在同时期的古印度、阿拉伯世界、美洲和非洲地区，对于荣誉勋录领域，也循着各自文明的脉络生长出别样的形态——或与宗教教义交织，或与部落传统绑定，或与商贸、历法的进步相勾连，虽未像欧亚大陆两端那样形成系统的典章，却也在各自的土壤里扎下了“认可”的根。
古印度的“荣誉勋录”，总裹着种姓与宗教的纱衣。刹帝利种姓的武士若在保卫城邦时战死，《往世书》的抄本里会为他添一笔“殉道者”的注脚，族人会在恒河边为他举行特殊的火祭，认为这是他“进入梵天怀抱”的荣誉凭证。而婆罗门祭司若能精准背诵《吠陀》经文，或是主持大型祭祀时毫无差错，国王会赐他“首席祭司”的头衔，允许他佩戴镶宝石的圣线——这圣线便是荣誉的象征，比金银更让他体面。连普通的工匠，若能为神庙雕刻出栩栩如生的神像，也会被祭司在神像底座刻上他的名字，让往来的信徒都知道这双巧手的功绩，这便是市井里的“神圣荣誉”。
阿拉伯世界的“荣誉”，则跟着伊斯兰教的传播与商贸的足迹生长。在倭马亚与阿拔斯王朝时期，战士若在“吉哈德”中表现勇猛，哈里发会赐他“圣战士”的称号，允许他在头巾上绣绿色的新月纹——这纹身在信徒眼中是“真主喜悦”的标志。而学者若能注释《古兰经》、翻译古希腊典籍，或是在数学、医学上有所突破，智慧宫会为他举办“知识庆典”，将他的着作抄录分发给各清真寺与学院，像花拉子米因创立代数学，他的名字被刻在智慧宫的廊柱上，这便是对“求知”的最高勋录。商人若能开辟新的商路，或是在朝圣途中资助穷人，城邦会为他颁发“诚信商人”的铜印，凭此印可在沿途驿站免费食宿，这份荣誉让商贸与德行有了实实在在的勾连。
美洲的玛雅与阿兹特克文明，“荣誉勋录”则带着对自然与神明的敬畏。玛雅的祭司若能精准预测日食、制定历法，会被视为“神的代言人”，城邦会为他建专门的观测塔，塔壁上刻着他的名字与功绩——那些刻痕与历法符号混在一起，成了“智慧荣誉”的活化石。阿兹特克的战士若在作战中俘虏敌人（这在他们的观念里比杀人更荣耀），会获得佩戴“鹰羽冠”的资格，俘虏越多，冠上的羽毛越鲜艳，部落的庆典上，他会被推到首领身边，接受众人的欢呼，吟游诗人会唱他的事迹，让荣誉跟着歌声传进每一户茅草屋。甚至工匠若能烧制出祭神用的精美陶器，也会被允许在陶器底部刻上自己的“标记”，这标记虽简单，却是“被神明接纳”的证明。
非洲的古埃及与马里帝国，“荣誉”则多与王权、贸易和部落团结相关。古埃及的大臣若能辅佐法老治理尼罗河三角洲，或是主持修建神庙有功，法老会赐他“尼苏特”（忠诚者）的称号，甚至允许他的陵墓靠近金字塔——对埃及人而言，死后能与法老共享“永恒”，便是最高的荣誉勋录，就像拉美西斯二世的大臣佩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