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两河流域出土的早期楔形文字泥板上，虽多是农事记录，却也偶见“某某人获赠羊三只”的记述——这“获赠”背后，或许便是对其劳作的褒奖；古埃及的洞穴壁画里，那些被描绘成与法老并肩狩猎的侍从，其形象比旁人更清晰，这何尝不是一种对“受认可者”的视觉化勋录？可见无论在哪片土地，当文明的火种烧得稍旺些，人们便开始琢磨着，用手中能触及的材料——陶土、玉石、泥板、岩壁，把那些值得被记住的“好”，一点点刻下来、画下来，让“荣誉”不再只靠口耳相传，有了能被触摸的模样。
紧接着，伴随着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生产关系进一步优化，生产工具性能的进一步提升，当人类社会逐渐脱离野蛮时代，逐步朝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发展演进时，在中国、欧洲各国，乃至世界各国各民族各文明，对于荣誉勋录领域，相较于不久之前，也都褪去了原始的朴素，有了更系统的形制与更明确的指向，甚至与权力、等级、社会秩序缠绕在一起，成了维系统治与凝聚人心的重要纽带。
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里，士人与天下百姓所追求的“荣誉勋录”，说到底是渴望得到一方百姓、最高统治者及官府对自身贡献的褒奖与认可——无论是地方治理的实绩，还是在各行各业、各领域职能中付出的努力。
出身将卒世家者，或是从普通士卒成长起来的将领，他们的“荣誉”多系于沙场：渴望在战场上奋勇杀敌，凭战功换来功名，让家族荣光延续；而另有一些人，原本或许籍籍无名，却在时代浪潮与话本小说中“侠客英雄”精神的感召下，或投身航海，或醉心绘画、文学创作，或钻研科技发明、编撰典籍，他们对“荣誉勋录”的理解与追求，便随各自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而不同，可能是作品被世人传阅的欣慰，或是某项发明惠及民生的踏实，亦或是探索未知时被铭记的价值。
与此同时，在这一时期中原大地上建立各式各样政权以及聚居的少数民族，对于“荣誉勋录”的认知萌芽和后续完善发展以及成熟，也是不约而同的呈现出与中原文明既相互交融又兼具自身特质的样貌特点。
紧接着，在雨后春笋一样规模庞大且数量众多的专业领域着作典籍和文学艺术作品创作的时代浪潮下，这些认知内容的价值体现，也无不生动的展现出来。
在中国，早在夏商周时期，这种“荣誉勋录”的交融与特质便已在器物与文字中留下清晰印记。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里，常有“某将伐土方有功，王赐贝十朋”的记载，这既是对战功的即时记录，也是早期“勋录”与王权赏赐绑定的雏形——商王以贝币、土地为“勋”，既彰显了自身权威，也让功臣的荣誉有了实实在在的依托。而西周的青铜礼器更成了“荣誉的载体”，比如大盂鼎上的铭文，洋洋洒洒记载着周王对盂的册命与赏赐，从“赐汝邦司四伯，人鬲自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的具体封赏，到“汝敬念王畏，乃顺天”的训诫，字里行间都是将“功勋”与“忠顺”绑定的秩序感，这正是中原文明早期对“荣誉勋录”制度化的体现。
与此同时，聚居在北方的戎狄部族，虽无这般繁复的青铜铭文，却也有自己的“勋录”方式。考古发现的戎族墓葬中，有的墓主人随葬品里，最显眼的是一柄磨得锃亮的铜剑，剑鞘上镶嵌着兽牙，据考证，这类器物的规格往往与墓主人在部族中的“战功”相关——能在与邻族的冲突中带回敌人的兵器，或是在狩猎中捕获巨兽，便能获赠这样的剑，这剑便是部族认可其勇武的“勋录”，朴素却直接，带着游牧部族特有的剽悍气息。而随着商周与周边部族的往来渐多，这种差异也开始有了交融：有部族首领在归附中原政权后，会效仿中原的方式，将自己的功绩刻在石碑上，只是碑文中除了中原式的“受王命守边”，还会夹杂着本族语言的祝祷，成了两种“荣誉认知”碰撞的鲜活见证。
春秋战国时代，礼崩乐坏的变局里，“荣誉勋录”的形态也跟着活络起来，不再单是周天子或诸侯的“专利”，更多人开始凭着本事挣得属于自己的“认可”。列国争霸的乱世，最亮眼的莫过于军功的“勋录”——秦国的“军功爵制”便是典型，不管出身贵贱，只要在战场上斩敌首、夺城池，就能按功授爵，从“公士”到“彻侯”，每一级都对应着田宅、奴仆和朝堂地位。那时的士兵腰间挂着敌首，眼里盼的就是军功簿上添一笔，哪怕是平头百姓，也能靠一刀一枪把“荣誉”挣成实实在在的日子。
而士人们的“荣誉”，则藏在合纵连横的策论里，躲在着书立说的笔墨中。孔子带着弟子周游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