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早在夏商西周时期，公益服务的雏形便已与国家治理深度交织，呈现出鲜明的礼乐文明印记。夏朝虽因史料有限而略显模糊，但考古发现的大型粮仓遗址与水利工程，暗示着统治者已开始通过掌控公共资源，承担起保障民众基本生存的责任——这种“以公器济民生”的实践，可视为早期国家层面公益行为的滥觞。
商朝的甲骨文中，多次出现“省田”“祈年”的记载，既是统治者对农业生产的重视，也暗含着通过祭祀与行政手段稳定民生的考量。当局部地区遭遇旱灾或蝗灾时，商王会下令调拨粮草赈济，甚至亲自参与祈祷仪式以安定民心，这种将王权与民生需求相结合的举动，让公益服务开始带有制度化色彩。
到了西周，礼乐制度的完善让公益行为更具规范性。《周礼》中详细记载了“遗人”这一官职的职责：“掌邦之委积，以待施惠；乡里之委积，以恤民之艰厄；门关之委积，以养老孤”。从国家储备的粮食布帛，到乡里留存的应急物资，再到关卡设置的救助储备，一套覆盖不同层级的公益保障体系已然成型。遇有灾荒，官府会依礼“散利”“薄征”“缓刑”，民间则在“乡党互助”的礼俗引导下，形成“邻里相周”的传统。这种由制度规范与道德教化共同支撑的公益实践，既巩固了宗法社会的凝聚力，也让“济困扶危”的理念融入了中华文明的早期基因。
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的社会变局与“百家争鸣”的思想激荡，让公益服务的形态愈发多元，从制度性的保障延伸至更具人文关怀的精神自觉。
各诸侯国为在兼并战争中站稳脚跟，纷纷将“惠民”作为治国要务，公益实践与国家竞争力紧密相连。管仲在齐国推行“九惠之教”，设立“疾馆”收留残疾之人，“通穷”救助贫困家庭，通过系统性的社会保障政策聚拢民心；李悝在魏国变法时，制定“平籴法”，丰年由官府收购粮食，灾年则低价抛售，以稳定粮价、保障民生，这套兼顾市场与公益的智慧，成为后世救荒政策的重要范本。
思想领域的争鸣更赋予公益服务深层的价值内核。儒家提出“仁者爱人”，孔子周游列国时，见灾民便呼吁“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孟子进一步阐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将宗族内的互助扩展至普世的仁爱；墨家以“兼相爱，交相利”为核心，主张“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其弟子组成的团体不仅传播思想，更亲自参与救灾、修路等公益实践，成为民间公益力量的早期代表；道家虽倡导“无为”，却也主张“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暗含对民生疾苦的关照。
民间社会的公益行动也愈发活跃。富商范蠡“三聚三散”家财，在灾年捐赠粮食、农具，被后世尊为“商圣”；鲁国出现“常平仓”的雏形，由乡绅牵头储存粮食，供邻里应急取用；甚至在战乱间隙，各国士人仍会自发组织“振乏”“救困”活动，以实际行动践行各家学说中的公益理念。
这一时期，公益服务不再仅是官府的治理手段，更成为士农工商各阶层共同的精神追求，在制度创新与思想启蒙的双重推动下，朝着更具人文性、广泛性的方向演进，为中华文明的公益传统注入了绵延千年的生命力。
秦汉时代，大一统帝国的建立为公益服务的系统化、规模化提供了全新土壤，其形态在中央集权的框架下愈发清晰，既延续了先秦的民本思想，又融入了帝国治理的刚性特质。
秦朝虽以严刑峻法着称，却在基础设施建设中暗含公益底色。为沟通南北、便利民生，秦始皇下令开凿灵渠、修筑驰道，这些工程不仅服务于军事调度，更让粮食运输、灾荒救援的效率大幅提升；地方上设立的“厩苑”“仓廪”，由官府统一管理，既储备军需，也在歉收之年向百姓发放救济粮，展现出“大一统”下资源统筹的公益优势。
到了汉代，公益服务的制度建设更趋成熟。汉武帝时期设立“常平仓”，在全国推广李悝的“平籴法”，由中央统一调控粮食储备与流通，灾年开仓放粮、丰年收储，这套机制有效平抑了粮价波动，成为后世王朝救灾的核心制度；宣帝时，名臣龚遂在渤海郡推广农耕，发放种子、农具，教百姓“卖剑买牛，卖刀买犊”，将公益帮扶与生产自救相结合，开创了“授人以渔”的救助模式。
民间力量的参与也更为深入。东汉时期，豪强地主与士族阶层崛起，他们往往通过“义仓”“义田”践行公益：如樊重“赈赡宗族，恩加乡闾”，将自家田产收入用于救济邻里；蔡邕在战乱中收留流亡学子，免费传授知识，让文化公益成为士人阶层的精神标识。更值得一提的是，佛教传入后，寺院逐渐成为公益服务的重要载体，洛阳白马寺等寺庙不仅收留流民、开设粥棚，还建立“悲田院”照料孤寡老人，为传统公益注入了宗教慈善的新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