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在汉化过程中对中原伦理进行选择性吸收。辽道宗耶律洪基下诏“诏设学养士，颁《五经》传疏，置博士、助教”，将《孝经》列为官学必修；金世宗完颜雍强调“朕以为孝弟乃人之大本”，禁止子女“别籍异财”，以政令维护家庭伦理。同时，这些政权也保留了自身民族特色，如契丹族“敬天法祖”的传统与中原“祭祖尽孝”相融合，形成“既祭契丹先祖，亦祀孔子”的多元祭祀体系；党项族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既规定“子不孝顺父母，徒三年”，又保留“尊重勇士”的尚武伦理，使“勇”与“孝”共同成为社会推崇的美德。
元代作为大一统王朝，更凸显伦理融合的包容性。元世祖忽必烈尊孔崇儒，命人编纂《二十四孝》，将历代孝子故事汇编成册，其中既有汉族的“董永卖身”，也纳入蒙古族“孝亲”传说，通过通俗化的图文形式在全国推行。同时，元代对“忠”的诠释突破了“忠君”的单一维度，关汉卿《赵氏孤儿》中程婴“舍子救孤”的义举，将“忠”扩展为对道义、对家国的坚守；黄道婆将棉纺织技术从海南传至松江，其“惠及乡邻”的善举，使“仁爱”“奉献”等美德在民间获得广泛认同。
文学艺术在伦理传播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宋代话本小说中，“包公案”里包拯“铁面无私”却“孝亲如命”的形象，将“公义”与“私孝”统一；元杂剧《汉宫秋》通过王昭君“为国和亲”的故事，歌颂“忠君爱国”与“民族大义”。绘画领域，宋代李公麟《孝经图》以连环画形式演绎《孝经》内容；元代赵孟頫《二十四孝图》则以书法与绘画结合，使伦理教化更具艺术感染力。
这一时期的伦理演进，打破了“华夷之辨”的界限，中原美德与各民族伦理在碰撞中形成“求同存异”的共识。“忠”既包含对政权的忠诚，也指向对道义的坚守；“孝”既是家庭责任，也成为民族融合的纽带。这种多元共生的伦理格局，为明清时期中华美德体系的最终成熟，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养分。
明清之际，君主专制的强化与商品经济的勃兴相互交织，使伦理道德体系呈现出“坚守与裂变”并存的复杂态势。“忠”“孝”等传统美德被纳入严密的制度规范，同时社会结构的变动又催生了新的伦理思考，形成传统与变革碰撞的独特景观。
官方层面，伦理教化被提升至“治国根本”的高度。明代朱元璋亲自编纂《御制大诰》，将“不忠”“不孝”列为重罪，规定“凡子孙违犯祖父母、父母教令，及奉养有缺者，杖一百”；清代则通过《大清律例》细化伦理规范，甚至将“乡约宣讲”制度化，每月朔望日由地方官主持讲解《圣谕广训》，其中“敦孝悌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等训条，将美德教化深入到州县乡里。为强化“忠君”观念，明清两朝大修忠烈祠、节孝坊，如北京文天祥祠、苏州范成大祠，通过祭祀忠臣义士，塑造“舍生取义”的道德偶像；民间“贞节牌坊”的林立，虽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女性，却也折射出社会对“忠贞”品行的极致推崇。
程朱理学成为官方哲学后，“忠孝”内涵更趋僵化，却也在民间催生出更贴近生活的伦理实践。明代《朱子家训》以“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的通俗训诫，将“节俭”“感恩”等美德融入家庭日常；清代张英《聪训斋语》强调“读书者不贱，守田者不饥，积德者不倾，择交者不败”，将“勤学”“守德”作为家族传承的根基。商品经济的发展则使“诚信”“友善”等美德获得新的价值维度，晋商、徽商以“货真价实”“童叟无欺”为经营准则，山西票号“汇通天下”的背后，正是“信义”二字支撑的商业伦理；江南市镇的行会规章中，“互助互济”“禁止欺诈”成为共识，使美德从血缘伦理延伸至商业交往。
民族融合在大一统格局中持续深化，伦理观念的包容性进一步增强。清代满汉通婚政策推动了“孝亲”“敬长”等观念的互通，满族“敬天祭祖”的传统与汉族宗法制度结合，形成“既尊满族先祖，亦重孝道传承”的家庭伦理；蒙古、藏族等边疆民族在与中原交往中，吸收“忠君爱国”思想，如蒙古王公策凌“一生戎马，护佑边疆”，其“忠”既包含对部落的责任，更升华为对大清帝国的认同，被乾隆帝封为“超勇亲王”。
文学艺术对伦理的表达更趋多元。明代小说《三国演义》歌颂关羽“桃园结义”的忠义、诸葛亮“鞠躬尽瘁”的忠诚，使“义”与“忠”成为民间推崇的核心美德；清代《红楼梦》通过贾氏家族的兴衰，批判“假仁假义”的虚伪，反衬“真情”“善良”的可贵。戏曲舞台上，《四郎探母》中杨延辉“忍辱负重、孝亲报国”的挣扎，展现了“忠”与“孝”的现实冲突；《锁麟囊》中薛湘灵“赠囊济困”的善举，传递出“善有善报”的朴素伦理，以艺术感染力滋养着民众的道德认知。
明清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