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随着新航路开辟、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与启蒙运动的相继涌现，再到改写世界格局的两次工业革命，以及以两次世界大战为代表的重大历史事件，人类社会在新兴生产力与制度变革的双重激荡下加速转型。从中国晚清的器物革新、辛亥革命的制度探索，到五四运动的思想觉醒、抗日战争的浴血奋战，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自力更生、改革开放的拥抱世界，直至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从欧洲各国由封建制向资本主义的跨越，到全球范围内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探索与实践——在这一系列反抗侵略、争取独立、维护和平、迈向现代化的壮阔进程中，爱国与强国的内涵在历史积淀的基础上，不断延伸出更为多元且具体的内容，逐步形成了与国家和民族命运紧密相连的专业化领域体系。
在这一时期，爱国主义和强国思想在跌宕起伏与曲折磨砺中涅盘重生，持续发展。它既传承了古代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又在国家统一与民族认同的进程中，让原本就深厚的“凝聚力”与“向心力”愈发强劲。无论是危难当头、发展崛起，还是强国盛世之时，爱国主义都成为人们心中的“精神图腾”与“精神符号”。而无数英雄以其壮烈事迹，更让这份情怀深深融入国家、民族与人民的血脉之中。
而在这之中，除去光荣的军队战士和民众百姓个人及群体英雄的光辉事迹外，在影视和文学艺术作品中，爱国主义和爱国精神，也成为带给人们珍贵记忆，并引起人们的强烈“共鸣”。
在中国，自晚清以降，直至整个近现代历史进程中，爱国主义与爱国精神的形成，都经历了一段充满挫折的漫长历程。
当鸦片战争的硝烟击碎“天朝上国”的幻梦，林则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率先撕开蒙昧的帷幕，“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呐喊，既是对强国路径的探索，也标志着近代爱国主义从“忠君”向“救亡”的转向。甲午海战中，邓世昌“撞向吉野”的决绝，北洋水师将士“与舰同沉”的悲壮，让“爱国”不再是典籍中的教条，而是用鲜血写就的誓言——此时的“强国”，首先意味着不再任人宰割。
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却未能终结动荡，鲁迅笔下“阿q”的麻木、“祥林嫂”的悲苦，道尽国民精神的沉疴，而他“救救孩子”的呐喊，实则是对“精神强国”的迫切呼唤。五四运动中，青年学生举“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旗帜走上街头，知识分子以《新青年》为阵地倡导“民主与科学”，让爱国主义与“思想启蒙”深度融合，“爱国”不仅是保家卫国，更要重塑民族精神。
抗日战争的烽火，将爱国主义推向全民觉醒的巅峰。杨靖宇“腹中满是草根与棉絮却死战不降”，赵尚志“率抗联驰骋林海雪原”，无数平民百姓“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用血肉之躯筑起长城——此时的“爱国”是母亲送儿上战场的决绝，是商人捐尽家产支援前线的赤诚，是文人“提笔作刀枪”的呐喊。《黄河大合唱》“风在吼，马在叫”的激昂，《义勇军进行曲》“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奋起，让爱国精神通过艺术的旋律，融入每个中国人的心跳。
新中国成立后，爱国主义与“强国建设”紧密相连。抗美援朝战场上，黄继光堵枪眼、邱少云烈火焚身岿然不动，展现的是“保家卫国”的钢铁意志；“两弹一星”元勋隐姓埋名戈壁数十年，用智慧与奉献让中国挺直腰杆，诠释了“科技强国”的爱国担当。改革开放初期，深圳特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爱国实践；而今天，“脱贫攻坚”战场上的驻村书记、“航天报国”的科研团队、“疫情防控”中的逆行者，让爱国主义在新时代有了更丰富的表达——它可以是实验室里的彻夜攻关，可以是田埂上的俯身耕耘，可以是危难时的挺身而出。
进入新时代，爱国主义与爱国精神已深深融入每个中华儿女的精神血脉。在个人、家庭、社会与国家的良性互动交融中，在家国一体的趋势下，它展现为各行各业的人们以报效祖国与社会为己任，积极作为、勇于奉献、不断突破自我，由此形成了具有强大激励力量的家国认同观念。
这段历程中，爱国主义始终在“挫折中觉醒，在奋斗中升华”：从“救亡图存”到“强国富民”，从“器物学习”到“制度创新”再到“文化自信”，它像一条坚韧的纽带，将个体命运与民族复兴紧紧缠绕，既带着历史的伤痕，更闪耀着面向未来的光芒。
当我们把目光放到更广阔的世界层面上，爱国主义与强国思想在不同文明、不同历史境遇中，呈现出既多元碰撞又殊途同归的复杂图景，共同推动着人类对“集体命运”与“共同价值”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