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洲原住民的姓名文化与自然崇拜、部落信仰紧密相连。北美洲的印第安部落中，个人名字往往源于自然现象、动物图腾或人生重要事件：苏族勇士“坐牛（Sitting bull）”的名字描绘了野牛群休憩的壮观场景，象征力量与好运；“疯马（crazy horse）”则源于其幼年时目睹野马狂奔的经历，展现不羁的精神。南美洲的印加帝国以“克丘亚语”命名，皇室成员名字常体现太阳神崇拜与王权象征，如“帕查库蒂（pachacuti）”意为“世界的变革者”，彰显统治者改天换地的功绩。随着欧洲殖民者的到来，原住民被迫接受基督教洗礼与西方姓氏，如许多印第安人被冠以“史密斯”“约翰逊”等英式姓氏，或“戈麦斯”“罗德里格斯”等西班牙姓氏，传统姓名体系遭到严重冲击，却也在文化碰撞中衍生出融合本土元素的新姓名。
非洲大陆的姓名文化因地域与部族差异呈现多元特征。在西非，约鲁巴族的命名充满哲学意味，如“阿德通吉（Adetunji）”意为“王冠归来”，表达对荣耀回归的期盼；“奥卢瓦托辛（oluwatoyin）”意为“上帝带来欢乐”，传递宗教信仰与祝福。在东非，斯瓦希里语姓名融合了阿拉伯语与班图语元素，如“阿明（Amin，意为忠诚者）”“哈立德（Khalid，意为永恒）”；马赛族则以年龄组命名，同一时期出生的男孩女孩共享特定名称，如“莫兰（moran）”指代年轻勇士阶层。南部非洲的祖鲁族重视家族传承，姓名中常包含祖先名号，以维系宗族纽带。此外，非洲姓名还具有记录历史事件的功能，例如部分部落会以干旱、战争等重大事件为新生儿命名，使姓名成为活态的历史记忆载体，在世代传承中讲述族群故事。
而在东亚与东欧地区，除了中国以外，日本与朝鲜半岛的古代文明，以及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在这一时期，同样在姓名姓氏领域，留下了独特印记。
在东亚，日本的姓名文化在古代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简至繁的蜕变。早期日本社会仅有名而无姓，以单名为主，且多与自然意象、生活场景相关，如“竹”“麻吕”等。到了公元 6 世纪，受中国唐朝赐姓制度与户籍管理影响，日本天皇开始赐姓予贵族，如“苏我”“物部”等，用以区分身份地位与政治势力。大化改新后，模仿中国律令制建立“氏姓制度”，“氏”代表家族集团，“姓”则是天皇授予的位阶称号，如“真人”“朝臣” 。随着武士阶层崛起，平安时代晚期出现“苗字”，源氏、平氏等家族以居城、封地为苗字，如“织田信长”中，“织田”为苗字，“信长”为名，逐渐形成“苗字 + 名”的现代姓名雏形。同时，佛教文化盛行促使许多人名融入佛语，如“法然”“荣西”，展现宗教对命名的深刻影响。
朝鲜半岛的姓名体系深受汉字文化圈浸润。新罗时期，贵族阶层率先采用汉式姓名，如“金德曼”“朴赫居世”，“金”“朴”等姓氏成为统治阶层象征，并逐渐向平民扩散。高丽王朝建立后，汉字姓名全面普及，且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名字中常蕴含“仁”“义”“礼”“智”等道德追求，如“崔仁师”“李义旼”。到了李氏朝鲜，科举制度的推行与程朱理学的兴盛，进一步强化了姓名中的儒学色彩，家族内部通过族谱确立字辈排行，同辈名字共用一字以明长幼、序亲疏，如朝鲜王朝世宗李祹及其兄弟李褆、李芳果，“礻”旁用字体现宗族秩序。此外，朝鲜半岛的姓名还反映出独特的地缘文化，部分姓氏如“海”“岛”等，与半岛的海洋环境密切相关。
在东欧，俄罗斯的姓名发展与斯拉夫文化、东正教传播息息相关。古代斯拉夫人最初以自然现象、动植物为名字，如“佩伦（perun，雷神之名）”“莉迪娅（Lidiya，意为菩提树）”。随着东正教成为国教，大量圣经人物名字涌入，如“伊凡（John）”“玛利亚（mary）”，逐渐取代传统异教名。14 世纪后，贵族阶层开始使用父称，即在父亲名字后添加后缀“ovich（之子）”或“ovna（之女）”，如“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清晰展现家族血缘脉络。同时，封地、官职也演变为姓氏来源，像“托尔斯泰（tolstoy）”意为“肥胖的”，可能源于某位祖先的体型特征；“戈尔巴乔夫（Gorbachev）”意为“驼背的”，最初或为绰号。而波兰、捷克等东欧国家，姓名同样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