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接着，在辽宋夏金元时期，多元政权并立与民族大融合的历史背景，使姓氏文化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元共生格局。北宋政权延续隋唐科举制度，进一步打破门第限制，姓氏彻底褪去贵族特权色彩，成为全民平等的身份符号。平民阶层通过科举入仕，诸如范仲淹、包拯等寒门子弟以卓越政绩留名青史，其姓氏不再依附于家族门第，而是凭借个人成就获得尊崇。与此同时，宋代重文轻武的国策推动文人文化繁荣，文人别号文化达到鼎盛，苏轼号“东坡居士”、欧阳修自号“六一居士”，这些别号不仅彰显个人志趣，更成为姓名文化中极具特色的补充。
与北宋对峙的辽、西夏、金等少数民族政权，则在保留本民族姓氏传统的同时积极吸收汉文化。契丹辽国实行“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双轨制，皇族耶律氏与后族萧氏作为统治核心，既保持契丹姓氏的尊贵地位，又通过赐汉姓拉拢汉族官僚；西夏党项族李元昊称帝前，先弃李唐赐姓“李”，改用党项姓氏“嵬名”，后又为彰显正统性，赐予功臣汉姓，形成胡汉交融的姓氏体系。金国女真人在入主中原后，加速汉化进程，金世宗完颜雍推行汉制，不少女真人改汉姓，如完颜氏改王姓、纥石烈氏改高姓，姓氏成为民族融合的重要纽带。
元朝建立后，统治者推行“四等人制”，姓氏被赋予鲜明的等级色彩。蒙古贵族姓氏如孛儿只斤氏、札剌亦儿氏位居统治阶层顶端，色目人姓氏如赛典赤、阿合马等在政治、经济领域占据重要地位；而汉族与南人姓氏则处于底层，甚至出现蒙古贵族强制汉族改蒙古姓的现象。但与此同时，元朝疆域辽阔，促进了东西方文化交流，中亚、西亚的穆斯林商人来华定居，形成“回族”群体，其姓氏多融合阿拉伯语、波斯语词汇，如马姓（源自穆罕默德）、纳姓（源自纳速剌丁），为中华姓氏文化增添异域色彩。这一时期，各民族姓氏在碰撞与交融中相互影响，既保留本民族文化特色，又共同构建起多元一体的姓氏文化格局。
不久之后，到了明清时期，姓氏文化在大一统王朝的稳固统治与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中，走向更加成熟与规范的阶段。明朝建立后，朱元璋以“朱”为国姓，通过严格的宗室管理制度强化国姓地位，规定皇族子孙名字需按辈分用字排序，并以五行相生为原则取名，如朱标（木）、朱棣（木），其子辈为朱高炽（火）、朱高煦（火） ，这种独特的命名体系不仅彰显皇室尊贵，更构建起庞大而严密的宗族网络。同时，朝廷大力推行乡约制度，民间宗族借此契机发展壮大，族谱编修达到鼎盛，几乎“家有谱牒，人有宗系”。如浙江浦江郑氏的《郑氏规范》，将姓氏传承与儒家伦理紧密结合，通过族谱、家训约束族人言行，使姓氏文化成为维系基层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
在边疆与民族交融方面，明朝对归附的少数民族赐以汉姓，如赐蒙古贵族“火你赤”姓“霍”，加速其汉化进程；而郑和本姓马，因航海有功被赐姓“郑”，成为姓氏与功绩关联的典型案例。满清入关建立清朝后，一方面保持满族姓氏的独特性，如爱新觉罗氏、钮祜禄氏、叶赫那拉氏等作为皇族与贵族姓氏享有特权；另一方面，随着满汉文化深度交融，满族逐渐接受汉姓命名习俗，或取满族姓氏首字为姓（如佟佳氏改佟姓），或意译为汉姓（如富察氏改富姓）。乾隆年间编纂的《八旗满洲氏族通谱》，系统梳理满族姓氏源流，既彰显满族文化传统，又体现对多元姓氏文化的包容。
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繁荣促使人口流动加剧，姓氏分布与迁移呈现新特征。“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大规模移民运动，使不同地域的姓氏文化相互碰撞融合；徽商、晋商等商帮崛起，商人通过同姓会馆、宗族合作拓展商业版图，姓氏成为凝聚商业力量的重要纽带。与此同时，西方传教士来华，带来新的姓名观念，利玛窦、汤若望等传教士取汉名融入中国社会，而中国士人在与西方交流中，也开始接触西方姓氏的父子相传、名前姓后等规则，为近代姓名文化的变革埋下伏笔。明清两朝的姓氏文化，在传承中创新，在融合中发展，既延续了数千年的文化传统，又为近代社会转型中的姓氏变迁奠定了基础。
而在欧洲各国，早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对于姓名姓氏领域，就已形成独具特色的体系。在古希腊，姓名不仅是个体标识，更承载着深厚的宗教与文化内涵。普通公民采用“本名 + 父名 + 城邦名”的组合方式，如哲学家“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