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方，东晋及南朝政权与山越、俚、僚等少数民族的互动同样活跃。政府通过设立左郡左县，以少数民族首领担任地方长官，推行“以夷制夷”的羁縻政策，促进了南方山区的开发。陶渊明笔下“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桃花源，既是对理想社会的向往，也暗含着对南方少数民族聚居区相对安宁生活的艺术化表达。这一时期，佛教的广泛传播成为民族文化融合的催化剂，来自西域的鸠摩罗什在长安译经讲学，鲜卑贵族舍宅为寺，汉族士人研习佛理，不同民族在宗教信仰中找到了精神共鸣，为隋唐时期的大一统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
而在隋唐时期，“华夷一家”的理念真正化作了治国安邦的实践，将民族融合推向新的历史高度。唐太宗以“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的胸怀，赢得北方少数民族尊奉的“天可汗”称号，这种超越族群界限的统治模式，使突厥、回纥等部落纷纷归附。东突厥汗国灭亡后，唐朝并未采取高压统治，而是在当地设立羁縻府州，任用突厥贵族担任都督，既保留其原有社会组织，又将之纳入大唐政治体系，开创了“全其部落，顺其土俗”的民族治理典范。
丝绸之路在唐代焕发新的生机，长安作为世界文明的交汇中心，聚集着来自粟特、波斯、大食的商队与遣唐使。粟特人在丝路沿线建立的聚落中，既有供奉袄教圣火的神庙，又逐渐吸收汉地建筑风格；于阗的画家尉迟乙僧将西域凹凸晕染技法引入长安画坛，与吴道子的“吴带当风”相映成趣。文成公主入藏时携带的谷物种子、医药典籍与工匠队伍，不仅促进了吐蕃农业与手工业发展，更推动《唐蕃会盟碑》成为民族友好的历史见证；渤海国派遣留学生入唐学习，将汉字书法、儒家经典带回东北，仿照唐朝制度建立起“海东盛国”。
这一时期的文学艺术深刻烙下民族交融的印记。边塞诗人岑参笔下“琵琶长笛曲相和，羌儿胡雏齐唱歌”的热闹场景，王维描绘的“暮云空碛时驱马，秋日平原好射雕”的游牧风情，皆展现出对少数民族生活的细致观察。唐三彩中的胡人俑造型生动，高鼻深目的粟特商人、头戴浑脱帽的突厥骑士，以艺术形式定格了多元文化共生的繁荣景象。《通典》《唐六典》等典籍系统记载边疆民族的政治制度与风土人情，法律条文明确保障各民族在大唐境内的权益，从制度到文化全方位彰显出隋唐王朝海纳百川的气度，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树立了光耀千秋的典范。
到了五代十国战火纷飞的战乱年代，中原大地政权更迭如走马灯，却也成为各民族力量重新整合的特殊时期。沙陀族在这一时期异军突起，先后建立后唐、后晋、后汉三个中原政权。李克用父子以河东为根基，重用汉族士人，沿用唐朝制度，其麾下的“十三太保”中既有沙陀勇士，也有汉族将领，展现出民族联合的军事力量。后唐庄宗李存勖精通音律，创作《如梦令》等词作，将沙陀的豪迈气质融入传统汉文化艺术，使文学创作呈现出别样风格。
在边疆地区，契丹族建立的辽国发展迅猛。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创制契丹大字和小字，翻译儒家经典，同时实行“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南北面官制，既保留契丹旧俗管理游牧部众，又借鉴中原官制治理汉人州县。这种“因俗而治”的创新模式，让燕云十六州的汉人与契丹人得以和谐共处，应县木塔融合辽代建筑风格与汉族营造技艺，成为民族文化交融的实物见证。而在南方，南诏后裔建立的大理国，以佛教为国教，吸收汉地的儒学、医学与建筑技术，《张胜温画卷》中既有中原佛像造型，又展现白族服饰特色，体现出西南地区多元文化的共生共荣。
这一时期，尽管政权割据混战，但各民族间的经贸往来从未中断。党项人在西北垄断“青盐”贸易，与中原政权及吐蕃、回鹘等互通有无；吴越国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将瓷器远销海外，同时引入阿拉伯的造船技术。敦煌莫高窟的归义军政权，在动荡时局中依然坚持绘制壁画，将中原画风与西域题材结合，如第61窟的《五台山图》，既描绘佛教圣地，又融入少数民族的商旅驼队，生动展现了乱世中民族文化交流的延续与发展，为宋辽夏金时期更大规模的民族互动埋下伏笔。
紧接着，在辽宋夏金元时期，各民族政权的并立与碰撞，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推向新的发展阶段。契丹建立的辽国与北宋长期对峙，却通过“澶渊之盟”达成百年和平，双方在边境设立榷场，契丹的羊马、皮革与北宋的茶叶、丝绸频繁交易，文化上辽代皇家园林借鉴中原造园艺术，而宋词中也出现了描写契丹风土的篇章。党项族建立的西夏，李元昊命大臣野利仁荣仿照汉字创制西夏文，翻译《孝经》《论语》等儒家经典，同时保留党项族的原始宗教信仰，形成“蕃汉并行”的独特文化体系，黑水城遗址出土的西夏文献，见证了这一民族对文明传承的不懈努力。
女真族建立的金朝入主中原后，海陵王完颜亮迁都燕京，推行汉化改革，将猛安谋克户南迁与汉人杂居，促进农耕与渔猎文化的融合。金朝文学大家元好问身为鲜卑族后裔，其诗作既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