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其他地区，同样发生着深刻的表演变革。印度宝莱坞电影融合传统歌舞与现代叙事，演员们以热情奔放的表演风格，将爱情、家庭与社会问题巧妙结合，形成独特的电影文化现象。非洲的现代戏剧则在保留传统仪式性表演元素的基础上，融入西方戏剧结构，演员们通过充满原始力量的肢体语言，探讨殖民历史、文化认同等当代议题。拉美的“被压迫者戏剧”运动中，演员与观众打破界限，共同参与表演，以即兴创作的方式揭露社会不公，使表演成为争取权利的斗争工具。
在演员演绎方面，中国的理念与实践在近现代历史的激荡浪潮中经历了深刻变革与创新发展。
早在民国时期，传统戏曲与新兴艺术形式碰撞交融。京剧大师梅兰芳赴美、访苏演出，将细腻婉转的东方表演美学带向世界，其通过创新的水袖技法、眼神运用与舞台编排，重新诠释经典剧目，让《贵妃醉酒》《霸王别姬》成为展现中国文化的名片；而欧阳予倩等戏曲改良家，则尝试将西方戏剧的写实手法融入京剧表演，打破程式化的固有模式。同时，话剧作为舶来艺术蓬勃兴起，春柳社、南国社等剧团活跃于上海、北京等地，演员们以生活化的对白与肢体语言，演绎《雷雨》《日出》等现实主义作品，逐步摆脱文明戏的夸张表演风格，推动表演向更注重内心体验的方向转变。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表演艺术成为思想启蒙的重要工具。田汉、洪深等戏剧家倡导“爱美剧”（Amateur drama）运动，强调戏剧的社会教育功能，演员们以真挚的情感与批判性视角，通过《获虎之夜》《赵阎王》等作品揭露封建礼教的腐朽与社会黑暗。此阶段，表演理念深受西方写实主义影响，演员开始系统学习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注重通过观察生活、体验角色来塑造真实可信的人物形象，如金山在《屈原》中的表演，将诗人的悲愤与气节展现得淋漓尽致，开创了中国话剧表演的新高度。
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时期，表演艺术肩负起时代使命，成为凝聚民族精神、宣传革命思想的有力武器。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在全国各地广泛上演，演员们以极具感染力的即兴表演，将日寇侵略下百姓的苦难与抗争生动呈现，引发观众强烈共鸣；延安鲁艺的艺术家们深入群众，创作并演出《白毛女》等秧歌剧，演员们借鉴民间戏曲的表演技巧，同时融入现实主义的情感表达，使喜儿、杨白劳等角色成为革命话语的生动载体。这一时期的表演强调“为人民服务”，演员们深入前线、乡村，通过通俗易懂的表演形式传递革命信念。
新中国成立后，表演艺术迎来体系化建设的新阶段。全国各大戏剧院校引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结合中国传统戏曲的程式化表演，形成“体验与表现结合”的教学模式。北京人艺的演员们在排演《茶馆》《龙须沟》时，通过集体体验生活、挖掘角色内心世界，创造出焦菊隐“心象说”指导下的经典表演范式；戏曲领域则开展“戏改”运动，梅兰芳、周信芳等艺术家在保留传统精髓的基础上，对表演程式进行现代化革新。电影表演领域，赵丹、白杨等演员以细腻的情感与独特的个人魅力，塑造了众多深入人心的银幕形象，展现出新中国演员的精神风貌。
改革开放时期，表演艺术迎来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随着思想解放，表演理念呈现多元化趋势，布莱希特“间离效果”、格洛托夫斯基贫困戏剧等西方理论被引入，与中国传统表演美学相互碰撞。戏剧舞台上，林兆华执导的《绝对信号》打破第四堵墙，采用先锋实验手法，推动演员探索更自由的表演方式；电影界则涌现出陈道明、姜文等一批追求个性化表达的演员，他们在《末代皇帝》《芙蓉镇》等作品中，将西方表演技巧与东方文化底蕴相结合，展现出独特的艺术风格。同时，电视剧的兴起让表演艺术更加贴近大众生活，《渴望》《围城》等剧集中演员自然真实的表演，成为时代记忆的生动注脚。
在新时代与现代社会，数字技术与多元文化的融合为演员演绎带来全新机遇与挑战。影视工业的发展推动动作捕捉、虚拟拍摄等技术广泛应用，演员需掌握与数字特效协作的新型表演方式，如吴京在《流浪地球》系列中，通过精准的肢体控制与情感传递，在绿幕环境下完成宏大科幻场景中的精彩表演；话剧领域，孟京辉等先锋导演的作品突破传统舞台边界，演员们以极具爆发力与实验性的表演，探索人性与社会议题；短视频与网络剧的兴起，则催生了更注重即时互动与情感共鸣的表演风格，年轻演员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