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领域，隋唐时期的文学艺术将参军报国的精神推向新的美学高度。边塞诗成为唐代诗歌的重要流派，王昌龄\"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豪迈，王之涣\"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的苍凉，岑参\"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的写实，不仅描绘了戍边将士的艰苦生活，更抒发了他们保家卫国的壮志豪情。阎立本《步辇图》中吐蕃使者朝见唐太宗的场景，以艺术形式展现军事威慑下的和平外交；昭陵六骏石刻则通过浮雕战马，纪念唐太宗征战四方的赫赫战功，将军事功绩升华为民族记忆的象征。与此同时，佛教的\"护国\"思想与儒家的\"忠君报国\"理念深度融合，为军人提供了更丰富的精神支撑，敦煌莫高窟中《张议潮统军出行图》的壁画，既展现了归义军收复河西的壮举，也蕴含着宗教对军事胜利的护佑祈愿。
到了五代十国战火纷飞的战乱年代，政权更迭如走马灯般频繁，军事力量成为左右时局的决定性因素。这一时期，兵役制度在混乱中呈现出极端的实用性特征。各割据政权为维持统治，纷纷推行“黥面为兵”的强制征兵法，即在士兵脸上刺字以防逃亡，如后梁太祖朱温将招募的乡民脸上刺上“定霸都”字样，使士兵彻底沦为终身服役的战争工具。这种残酷手段虽确保了兵源稳定，却也加剧了社会矛盾，引发底层民众对参军的恐惧与抵触。
藩镇势力的恶性膨胀，催生出“牙兵”这一特殊军事集团。他们作为节度使的亲兵卫队，享受优厚待遇却也骄横跋扈，动辄发动兵变废立主帅，形成“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的乱世法则。魏博牙兵历经数代割据，成为左右河朔局势的“定海神针”，但也因其恃功而骄加速了藩镇政权的衰亡。与此同时，沙陀族建立的后唐、后晋、后汉政权，将少数民族的军事传统与中原制度相融合，以骑兵优势纵横中原，展现出胡汉军事文化交融的独特景观。
文学艺术领域虽因战乱而发展受阻，但仍有作品深刻反映时代的军事特征。韦庄的《秦妇吟》以史诗般笔触描绘黄巢起义后的兵燹之祸，“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的惨状，控诉了战争对文明的摧残；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虽以宴乐场景为主，却暗含南唐政权面对北方军事威胁时的焦虑与颓唐。而民间流传的杨家将故事雏形，已开始塑造忠勇报国的军人形象，为后世军事文学提供了丰富素材。
在军事思想层面，由于政权更迭频繁，军事家们更注重权谋与实用策略。冯道历仕四朝十君，其“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的处世哲学，折射出乱世军人在道德与生存间的艰难抉择。此时的兵书多以总结实战经验为主，如《握奇经》注疏本强调灵活用兵，适应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体现出军事理论从宏大战略向具体战术的转变。这一时期的参军报国观念，在频繁的政权更迭中被蒙上了浓重的现实功利色彩，既延续着传统的忠君思想，又因时局动荡而充满对个人命运的无奈与挣扎。
紧接着，到了辽宋夏金元时期，多元政权并立与民族大融合的时代特征，深刻重塑了参军报国的内涵与形式。契丹建立的辽朝推行\"兵民合一\"的部族军制，以\"斡鲁朵\"宫卫骑军为核心，兼具戍卫与征战职能，其\"四时捺钵\"制度将军事训练融入游牧生活，展现出独特的草原军事智慧。党项族建立的西夏王朝则创设\"擒生军\"，战时掠夺人口充实国力，《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对军人职责的详细规定，体现出军事制度的法典化进程。
北宋王朝吸取五代教训，实行\"强干弱枝\"策略，建立起庞大的禁军体系。赵匡胤通过\"杯酒释兵权\"收归武将权力，推行募兵制吸纳流民与灾民入伍，既缓解社会矛盾，又形成\"养兵以自固\"的军事传统。范仲淹戍守西北时改革军制，提出\"屯田实边\"之策，《渔家傲·秋思》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的词句，道出了宋代军人报国与思乡的复杂情感。然而，过度重文轻武的政策导致宋军战斗力疲软，与辽、西夏的长期对峙中屡处下风，催生了狄青、岳飞等力挽狂澜的军事将领，他们\"精忠报国\"的精神成为民族气节的象征。
金朝崛起后，女真族以\"猛安谋克\"制度组织军事力量，兼具行政、生产与军事职能，战时壮丁皆兵，战后解甲归田。金世宗时期推行\"签军\"制度，征调各族壮丁扩充军队，促进了民族间的军事融合。元朝建立后，构建起以蒙古军为核心、探马赤军为先锋、汉军与新附军为辅助的军事体系，\"军户制\"下士兵世代服役，自备装备粮草，形成严密的军事组织。元朝疆域辽阔，军队不仅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