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接着，伴随着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生产关系进一步优化，生产工具性能的进一步提升，当人类社会逐渐脱离野蛮时代，逐步朝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发展演进时，在中国、欧洲各国，乃至世界各国各民族各文明，对劳动实践价值的认知与认知，相较于先前，不仅范围进一步扩大，内容结构进一步精细化架构，还出现了明显专业化和等级化、区域化，以及官方化和民间化特征。
与此同时，在雨后春笋一样规模庞大且数量众多的专业领域着作典籍和文学艺术作品创作的时代浪潮下，这些认知内容的价值体现，也无不生动的展现出来。
而人们在生产生活与应用实践中，对此的研究与理解也出现了体系化、规模化和后来多元化的“雏形”，并在之后不断朝着纵深化与全面化的方向发展。
在中国，早在夏商周等历史时期，劳动实践的价值认知便已深深融入礼乐文明体系。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众\"字形象描绘众人协同耕作的场景，反映出农业劳动在社会生产中的核心地位；周代推行的井田制，通过\"公田\"与\"私田\"的划分，将集体劳动与个体劳作有机结合，形成严密的农业生产组织体系。青铜礼器上的饕餮纹、云雷纹，不仅是艺术审美的体现，更暗含着对工匠技艺的尊崇；《周礼》中\"以九职任万民\"的制度设计，将\"三农\"、\"园圃\"、\"虞衡\"等职业纳入国家治理范畴，标志着劳动分工与价值体系的制度化建构。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铁制农具与牛耕技术的推广引发生产力革命，劳动实践的价值认知迎来突破性变革。管仲在齐国推行\"四民分业定居\"政策，将士、农、工、商按职业聚居，通过世代传承强化专业技能，这种制度创新使劳动价值的专业化认知达到新高度；李悝在魏国制定《法经》，以法律形式保护农民劳动成果，强调\"尽地力之教\"，体现出对农业生产效率的重视。诸子百家的思想争鸣中，劳动价值成为重要议题——墨子倡导\"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将劳动视为生存根本；许行主张\"贤者与民并耕而食\"，批判不劳而获的特权阶层；孟子则提出\"有恒产者有恒心\"，将稳定的劳动条件与社会秩序相联系。
这一时期的文学艺术也成为劳动价值的生动注脚。《诗经》中《豳风·七月》细致描绘农人四季劳作图景，\"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的诗句，既展现劳动艰辛，也歌颂丰收喜悦；《考工记》作为世界最早的手工业技术专着，系统总结\"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的造物原则，将劳动实践升华为哲学层面的思考。在军事领域，商鞅变法推行\"耕战结合\"策略，通过军功授爵与重农政策，将农业生产与军事征伐的劳动价值紧密绑定，这种政策导向极大提升了秦国的综合国力，也重塑了社会阶层对劳动价值的评判标准。
随着秦汉大一统王朝的建立，劳动实践的价值认知进一步向官方意识形态渗透。《吕氏春秋·上农》专篇论述重农思想，强调\"民农则朴，朴则易用\"，将农业劳动与社会治理相结合；汉代画像石中\"牛耕图纺织图\"的大量出现，不仅反映现实生产场景，更通过艺术形式宣扬劳动美德。丝绸之路的开辟则打破地域界限，使丝绸、漆器等手工业劳动成果成为中外文明交流的载体，劳动实践的价值认知由此突破本土范畴，在跨文化互动中获得新的内涵与生命力。
秦汉时期，随着大一统帝国的建立与中央集权制度的巩固，劳动实践的价值认知被深度嵌入国家治理体系。秦始皇推行“上农除末”政策，将农业置于经济核心地位，通过统一度量衡、修建驰道等举措，为大规模农业生产与物资流通创造条件；汉代“文景之治”时推行轻徭薄赋，“三十税一”的低税率政策极大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汜胜之书》作为中国首部农学专着，系统总结了耕作、选种、施肥等技术，标志着农业劳动从经验积累向科学理论的跨越；而冶铁业中“水排”鼓风技术的发明，不仅提升了铁器生产效率，更彰显了手工业劳动在技术创新中的关键作用。
在意识形态层面，儒家思想的正统化深刻影响着劳动价值观念。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念被强化，形成士阶层与农工阶层的价值分野，但同时也强调“民以食为天”，肯定农业劳动对社会稳定的基石作用。乐府诗《陌上桑》《东门行》等民间文学作品，以现实主义笔触描绘耕织生活，既揭露劳动阶层的苦难，也展现其勤劳坚韧的品质；画像石、画像砖上“弋射收获”“采桑纺织”的场景，将劳动场景转化为艺术符号，成为汉代艺术的典型母题。
对外交往中，劳动实践成果成为文明传播的重要载体。丝绸之路的开通使丝绸、瓷器等中国手工业品远销中亚、欧洲，“丝绸之路”的命名本身即彰显了丝织劳动的世界影响力；汉代在西域屯田戍边，将中原先进的农耕技术传播至边疆，促进了不同文明间的劳动经验交流。这些实践不仅拓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