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工业革命带来的科技飞跃，催生了大量新词汇与专业术语。英语中“steam eelephone”“automobile”等词汇迅速传播，德语在化学领域贡献了“chemie”“molekul”等术语。为应对知识爆炸，各国建立标准化机构，制定专业术语表，并通过国际会议协调多语言术语的统一。同时，印刷术与电报、电话等技术革新，改变了语言传播模式：报纸、杂志的普及使书面语更贴近口语，电报的字符限制促使语言表达简洁化，电话则推动了跨地域口语交流的规范化。
两次世界大战与民族解放运动加速了语言交际的政治化进程。战争期间，宣传标语、广播演讲成为凝聚民族认同的工具，如英国首相丘吉尔的战时演讲以激昂的语言鼓舞士气；民族独立浪潮中，语言成为构建国家认同的核心要素，印度选择印地语作为官方语言，非洲国家独立后重视本土语言复兴，以对抗殖民语言的遗留影响。联合国的成立推动了多语言外交体系的建立，英语、法语、俄语、汉语、阿拉伯语成为工作语言，语言平等与翻译技术的发展成为国际政治的重要议题。
而在中国，早在晚清与民国时期，内忧外患的局势与西学东渐的浪潮，使语言交际学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革。鸦片战争后，“师夷长技”的需求催生了大量外语人才，京师同文馆、广方言馆等新式学堂相继设立，英语、法语等外语教学与翻译实践蓬勃发展。严复提出“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将西方哲学着作如《天演论》引入中国，创造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影响深远的译介词汇；林纾虽不通外语，却与人口译合作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等文学作品，推动了白话文运动的萌芽。
辛亥革命前后，语言成为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工具。章太炎倡导“语言统一”，主张以北京语音为基础规范国语；蔡元培主持制定注音字母，试图解决汉字难读难写的问题。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白话文运动席卷全国，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倡导用白话写作，鲁迅的《狂人日记》以犀利的白话文揭露封建礼教，推动文学语言从文言文向白话文的彻底转变。与此同时，民间方言文学也呈现活力，老舍以北京方言创作的《骆驼祥子》、赵树理用山西方言书写的《小二黑结婚》，展现了方言在文学创作中的独特魅力。
民国时期，教育普及与大众传媒的发展重塑了语言传播格局。报纸如《申报》、杂志如《新青年》成为思想启蒙的阵地，其语言风格从晦涩的文言逐渐转向通俗易懂的白话；广播电台的出现，使标准国语通过声音传播到千家万户，加速了语言的规范化进程。此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翻译与传播，带来“阶级”“革命”“辩证法”等新术语，这些词汇不仅改变了汉语词汇体系，更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社会话语体系。这一时期的语言变革，既是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与革新，也是中国语言适应现代化进程、融入世界语言交流体系的关键转型期。
紧接着，到了抗日战争，新中国的成立以及改革开放的一系列历史时期，语言交际学在中国迎来了更深层次的变革与发展，紧密呼应着时代的脉搏与国家的命运。
抗日战争时期，语言成为凝聚民族精神、激发抗战意志的有力武器。街头标语“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以简洁有力的语言动员民众；田间地头传唱的抗日歌谣，用方言俚语将家国大义传递给普通百姓。同时，为了宣传抗日思想，文艺工作者深入群众，创作出大量通俗易懂的作品，如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以直白的台词唤醒民众的抗日热情。此外，战时的对外宣传与国际援助需求，推动了外语翻译的专业化，一批翻译人员将中国抗战故事译成外文，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抗争，提升了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新中国成立后，语言建设被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1955 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与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召开，确定了“普通话”作为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并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着作为语法规范。随后，全国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的扫盲运动，简化汉字方案的推行与拼音方案的制定，让文字变得更加易学易用，迅速提升了国民识字率。在文学领域，作家们以新时代的语言书写社会主义建设，如柳青的《创业史》生动描绘了农村集体化运动中的人物与故事，其鲜活的方言与质朴的叙述，展现出新中国语言的蓬勃生命力。同时，随着外交事业的发展，汉语国际推广工作逐步展开，对外汉语教学体系开始构建，为世界了解中国打开了语言窗口。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腾飞与全球化的浪潮为语言交际学注入全新活力。大量外来词汇如“市场经济”“互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