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附议首辅之言！臣在江南推行土地改革，深感人治之弊。若有完备《土地法》，何须雷霆手段？依法办事，豪强无话可说，百姓心安理得。臣请陛下，速行法治！况且且若有《土地法》江南地区也不会出现一豪绅地主垄断一县之土地现象发生。倘若一县之内有豪绅地主垄断该县半数以上土地，则该县是属于陛下，还是该豪绅地主！依附于该豪绅地主名下的百姓，又是谁的子民？”
左光斗随即出列：“臣掌监察院五年，查处贪腐案件三千余起，然自觉力有未逮。为何？因人治之下，清官查案靠勇气，贪官脱罪靠关系。若有《监察法》《证据法》，查案有程序，定罪有标准，何愁贪腐不除？臣全力支持首辅！”
毕自严也出列奏道：“臣掌户部，深感财政混乱之弊。各省税赋征收，全赖官员能力；国库支用，常因人情而变。若有《预算法》《税收法》，收支有度，贪墨难行。此利国利民之举，臣请陛下圣裁！”
内阁三辅表态，其余阁臣赵南星、徐光启、陈于廷、周嘉谟亦纷纷出列支持。六部大多数等也表态赞同。
一时间，朝堂上形成两派对立。保守派仍欲争辩，但支持法治之声已占上风。
就在此时，朱常洛缓缓站起。
整个奉天门外瞬间寂静。
皇帝的目光扫过全场，最后落在孙承宗身上，微微点头，然后转向百官：
“诸卿争论，朕已听明。人治法治，关乎国本，确需慎思。”
他走下御阶，来到群臣之间，声音清晰而沉稳：
“朕问诸卿几个问题。”
“第一，若朕明日驾崩，新君年幼，奸臣当道，诸卿何以自保？何以保国？”
众臣色变。朱常洛此问极为诛心。
“第二，若无明确律法，地方官员贪腐，鱼肉百姓，朝廷如何有效监察？靠都察院百余御史，查得过来么？若锦衣卫、东厂不按法度全凭朕的意志去查案、办案，尔等可能承受！就不怕诸如刘瑾等权阉的出现！若无明确律法，尔等就不怕诸如严嵩、徐阶等把持朝政多年，架空皇权！”
“第三，军制改革，若无详章，各地将领各行其是，今日兵变，明日虚额，国防何以稳固？大明皇家新军今后将实行募兵制，后勤保障、征兵、练兵、领兵均要形成制度，以律法的形式固定下来！”
朱常洛走回御座前，转身面对百官：
“孙卿所言法治，非弃人治，乃补人治之缺。人治如舟，法治如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若无法治之水规范航道，人治之舟纵有良舵手，亦难行远，且易倾覆。”
“朕为何支持法治？”皇帝声音渐高，“因朕要的大明，不是一时之盛，而是万世之安！”
“人治之朝，其兴也勃，其亡也忽。为何？因盛世赖明君贤臣，而明君贤臣不可常得。法治之朝，纵有庸君，只要法度在，国家机器仍可运转；纵有奸臣，不敢公然违法；纵有贪官，依法可查可办。”
他指向南方：“江南土地改革，朕亲临坐镇，方得成功。然朕能事事亲临乎？大明两京十三省，千余州县，朕能处处督导乎？”
“不能！”皇帝自问自答，“故需法治！使善政不因朕在而兴，不因朕不在而废！”
他又指向北方：“新军改制，袁卿呕心沥血。然袁卿能永掌兵部乎？后继者若不如袁卿，军改成果岂不付诸东流？”
“故需法治！将成功经验定为章程，使后来者依法而行，不因人而异！”
朱常洛深吸一口气，语重心长：
“诸卿反对法治，朕理解。变革总令人不安，尤其涉及权责划分，触及诸卿利益。然请诸卿思之：今日反对法治，维护的是眼前之权；明日若无法治，失去的可能是身家性命，甚至大明江山！”
“朕今日推行法治，看似分权，实为固权——固大明江山之权，固百官福祉之权，固百姓生计之权！”
他回到御座，郑重宣布：
“朕意已决！即日起，设立‘大明法典编纂院’，孙承宗总领，内阁、六部、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及各省推举贤良参与，制定《泰昌新法》！”
“编纂原则有三：一、去繁就简，使百姓易懂；二、权责明确，使官吏易执；三、礼法相济，德法并治。”
“编纂期间，广开言路，凡有建言，皆可上奏。但有一条——”皇帝目光如电，“不可空言反对，必须提出具体修改建议！凡言‘祖宗之法不可变’者，请先答朕：祖宗之法，具体哪条不可变？为何不可变？变之有何害？”
满朝肃然。
朱常洛最后道：“此非一日之功，朕予十年之期。十年之后，《泰昌新法》颁行天下，大明将步入法治新朝！”
“诸卿，可还有异议？”
朝堂寂静片刻。
黄道周欲言又止，最终长叹一声，退回班列。刘宗周沉默良久，深深一躬：“陛下圣虑深远，臣……愿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