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进烤肉店，我就看见角落里一个男士背对着我坐着，穿着和我老公一模一样的孔雀蓝色薄羽绒服，因为颜色和款式都比较特别，所以特别醒目。那男士身边还有一个小鸟依人的女子，两个人低语说笑，举止亲密。我正想前去看个究竟，这时身边响起一个惊喜的声音：“哎呀，这不是吴冬梅吗，你怎么一个人呢？”我一看原来是我高中时的同学邓志刚。我说陈胜出差了，我就和朱小梅一起出来做个头发。邓志刚破天荒地帮我付了肉串钱，同时向我做了个鬼脸。
当我再去找那两个人时，他们已经走了。
我打包好肉串回到发廊，朱小梅边吃肉串边问我：“你怎么去了这么久啊？”我说看见一个人和我老公穿着一样的衣服，因为背对着我，没看清脸，不知道是不是陈胜。朱小梅说：“你不是说陈胜去了上海吗？怎么会还在无锡呢？再说男人穿一样的衣服也不奇怪啊。”我一想也对，就没有放在心上。
这事本来过去了，可是第二天朱小梅却对我说：“听老公说昨天陈胜根本就没去上海，中午还和同学们一起喝酒呢！你说的女孩我老公也认识，她就是我们金店的同事阮新梅。
我一听可就气坏了，朱小梅说：“你不要惊动陈胜，先去我们店教训一下那个狐狸精再说。”朱小梅的仗义让我很感动，不由抱着她哭了。
朱小梅让我在她下班前去她店里，给那个女的颜色看看，看她还敢不敢惦记人家的老公。
我按照小梅说的时间到了他们店里，小梅偷偷地往阮新梅一指，我一看果然是在烧烤店里看到的女子，于是立即冲上前去骂道：“你这个狐狸精，请离我老公远点，不要那么不要脸！”那女子莫名其妙地说：“谁认识你老公呀，你有病吧？”她店里的同事都围了过来，朱小梅假装责备我说：“你有证据吗？不能瞎说啊！”我继续不停地骂阮新梅，啥难听骂啥，骂够了就回家了。
晚上老公回来了，他脸色特别难看，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是不是去金店骂人啦？”我说：“是啊，怎么了？你还有脸问呢？”陈胜说：“你知道你去骂的那个女子是谁吗？她是单开华的老婆阮新梅，与朱小梅在一个店里上班，两个人都在竞争店长的位置。那天请阮新梅吃烧烤的就是朱小梅的老公王书生，他故意穿着和我一样的衣服，然后背对着你，让邓志刚打掩护。你被他们当枪使，自己还不知道。你这样一闹，阮新梅的店长算是泡汤了。”
我一听很后悔，不过也很奇怪，于是问陈胜：
“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
“邓志刚告诉我的呀！”
原来是这样！几天后朱小梅发语音请我吃饭，说她当上店长了，店长每个月的工资要比员工多500块钱，所以她要庆祝庆祝。
我听完之后苦笑着说：“我被你们夫妻像傻子一样利用，不仅害人家丢了名誉、工作，还差点毁了自己的婚姻，以后桥归桥、路归路吧！”说完就挂了电话。
不过老公跟他们关系还好，经常在一起喝酒吹牛。
父亲去世时，弟弟还没有成家，妈妈考虑到他将来结婚生子要有间像样的房子，便决定翻新家里的老房子。可是翻新房子需要十万元，妈妈实在拿不出这么多钱，我便借给他们十万元。有了钱之后，妈妈家的新房子总算顺利建好。
新房建成后,弟弟到无锡找工作；他说要把借我的钱还上，还说要让妈妈过上幸福的生活。
王书生说无锡工资低，他有个朋友在广州搞建筑，他可以介绍我弟弟去当项目经理。
我不太相信王书生，可弟弟听后就毫不犹豫地就去了。
一天弟弟给我打电话，叫我借三万块钱给他，他以后一起还我。我说现在没钱，等以后有了钱再借给他。
从此我再也没有接到弟弟的任何电话。那时还没有手机，弟弟都是用公话打的。我想来日方长，他现在可能是因为没借到钱在和我生气，可世事难料，世上哪有那么多的来日方长，不经意间便是最后一次。
后来听妈妈说，那几天弟弟给家里打了四次电话，但很遗憾都错过了。妈妈家里没装电话，电话都是打到隔壁婶婶家，然后婶婶再去找妈妈来接电话。因为妈妈去地里干活儿，婶婶没找到妈妈，所以弟弟打来的电话妈妈一次也没有接到。
后来每次说起弟弟，妈妈都会重复一句话：我真恨自己那会儿去地里干活儿，哪怕接到一次儿子的电话，儿子也不会失踪了。妈妈痛心疾首、犹如利刃在心，悔恨不已。
我安抚好妈妈后，到广州当地派出所报案，但因为不能提供失踪证据，不能被立案。
再后来我们不知如何是好，只能到广州贴寻人启事。我一边工作一边在网上发布寻人信息，可是二十多年过去了，弟弟还是杳无音信。
2018年时，有人联系我说我的弟弟在某家医院，并且伤得很重，但他要我给他打款4000元，他才告诉我地址。当时我并不相信，这线索就断了。后来又有人联系我，说是“等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