俟利苾可汗向北渡过黄河的时候，拥有十万部众，四万精兵。但俟利苾可汗不能安抚治理他的部落，部众都心怀不满，不愿服从他的统治。戊午日，俟利苾可汗的部众全部抛弃了他，向南渡过黄河，请求居住在胜州、夏州之间的地区。太宗答应了他们的请求。群臣都认为：“陛下正在远征辽东，却将突厥人安置在黄河以南，距离京城不远，怎么能不为以后考虑呢！希望陛下留下镇守洛阳，派遣各位将领东征高丽。” 太宗说：“夷狄也是人，他们的性情与中原人没有什么不同。君主所担心的，是恩德没有施加到他们身上，而不是对异族产生猜忌。如果恩德遍及天下，那么四方夷狄就可以像一家人一样；如果猜忌过多，那么即使是骨肉至亲，也难免会成为仇敌，发动叛乱。隋炀帝没有道义，失去人心已经很久了。辽东之战的时候，百姓都折断自己的手脚，来逃避兵役；杨玄感率领运粮的士兵，在黎阳发动叛乱，这并不是戎狄造成的祸患。朕如今讨伐高丽，征召的士兵都是自愿前往的，招募十人，能得到一百人响应；招募一百人，能得到一千人响应。那些不能参军的人，都心怀愤懑，感叹不已，这怎么能和隋朝驱使心怀怨恨的百姓出征相比呢！突厥人贫穷弱小，朕收留并抚养他们，估计他们会感恩戴德，刻骨铭心，怎么会发动叛乱呢！而且他们与薛延陀的喜好欲望大致相同，他们不向北投奔薛延陀，反而向南归顺朕，他们的心意是显而易见的。” 太宗回头对褚遂良说：“你掌管起居注，为朕记录下来，从现在起十五年内，保证不会有突厥带来的祸患。” 俟利苾可汗失去部众之后，率领少量骑兵入朝，太宗任命他为右武卫将军。
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中之下贞观十九年（乙巳，公元 645 年）
春季正月，韦挺因为没有提前巡视漕运渠道，导致六百多艘运粮船抵达卢思台附近时，因为河道水浅堵塞，无法前进。韦挺被戴上刑具，押送到洛阳。丁酉日，韦挺被削除官籍，太宗任命将作少监李道裕代替他的职务。崔仁师也因此受到牵连，被免去官职。
沧州刺史席辩因为贪污受贿，二月庚子日，太宗下诏命令朝集使前往观看对他的处决。
庚戌日，太宗亲自率领各路军队，从洛阳出发，任命特进萧瑀为洛阳宫留守。乙卯日，太宗下诏：“朕从定州出发之后，应当让皇太子留守监国。” 开府仪同三司、退休在家的尉迟敬德上书说：“陛下亲自远征辽东，太子在定州，长安、洛阳这两个心腹之地空虚，恐怕会发生像杨玄感那样的叛乱。而且高丽只是边境上的一个小小的夷狄国家，不值得劳动陛下亲自出征，希望陛下派遣偏师讨伐他们，必定能够按期将其消灭。” 太宗没有听从尉迟敬德的劝谏，任命他为左一马军总管，让他跟随自己出征。
丁巳日，太宗下诏追谥殷商太师比干为 “忠列”，命令相关部门修缮他的坟墓，春秋两季用少牢的礼仪祭祀他，并赐给坟墓附近五户人家，负责洒扫坟墓。
太宗从京城出发的时候，命令房玄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处理事务，不必再向他奏请。有人前往留守官署，声称有秘密事情要禀报。房玄龄询问秘密事情是什么，那个人回答说：“秘密就是你本人。” 房玄龄于是通过驿站，将这个人押送到太宗的行在。太宗听说留守官署有表章送来告密的人，非常愤怒，让人手持长刀，站在面前，然后才召见那个人。太宗问告密的人是谁，那个人回答说：“是房玄龄。” 太宗说：“果然是他。” 于是喝令将告密的人腰斩。太宗又写下玺书，责备房玄龄不能自信，说：“以后如果再遇到这样的人，可以自行决断处理。”
癸亥日，太宗抵达邺城，亲自撰写文章，祭祀魏太祖曹操，文章说：“面临危难，能够随机应变；预料敌人的情况，能够设置奇计，作为一名将领，他的智慧是足够的，但作为一位帝王，他的才能就不足了。”
这个月，李世积率领军队抵达幽州。
三月丁丑日，太宗的车驾抵达定州。丁亥日，太宗对身边的大臣说：“辽东本来就是中国的土地，隋朝四次出兵讨伐，都没有攻取。朕如今东征，想要为中国的子弟报仇，为高丽的君主雪耻。而且如今天下已经大致平定，只有辽东还没有平定，所以趁着朕还没有年老，利用士大夫们剩余的力量，攻取辽东。朕从洛阳出发以来，只吃肉食和米饭，即使是春天的蔬菜，也没有吃，就是担心会给百姓带来烦忧。” 太宗看到生病的士兵，就召到御榻前，慰问他们，并交付给州县的官员，让他们加以治疗。士兵们没有不感动喜悦的。有一些没有被列入出征名册的人，自愿带着自己的装备参军，动辄有上千人，他们都说：“不要求朝廷给予功勋赏赐，只希望能在辽东为国效死！” 太宗没有答应。
太宗将要出发的时候，太子李治痛哭了好几天。太宗说：“如今留下你镇守京城，让贤能的大臣辅佐你，就是想要让天下人认识你的风采。治理国家的关键，在于提拔贤能的人，贬斥不称职的人，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