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问魏征：“最近朝中的大臣，为什么都不议论朝政大事了呢？” 魏征回答说：“只要陛下虚心采纳大臣的意见，就一定会有人进言。大凡做臣子的，为国献身的人少，爱惜自身的人多。他们害怕触犯陛下的旨意，会受到刑罚诛杀，这和赴汤蹈火、冒着刀枪箭矢的危险又有什么区别呢！所以从前大禹对敢于直言进谏的人，都要行跪拜之礼，确实是因为这个缘故啊。” 房玄龄、高士廉在路上遇到少府少监窦德素，便问他：“最近北门一带在营建修缮什么工程？” 窦德素将这件事上奏给太宗。太宗大怒，责备房玄龄等人说：“你们只需掌管南衙的政事就足够了，北门的一些小型营建修缮工程，和你们有什么关系！” 房玄龄等人连忙叩拜谢罪。魏征上前劝谏说：“臣不明白陛下为什么要责备房玄龄等人，而房玄龄等人又为什么要谢罪！房玄龄等人是陛下的得力助手，如同陛下的左膀右臂和耳目，对于朝廷内外的事情，难道有不应该知道的道理吗！如果北门的营建修缮工程是正确的，他们就应当协助陛下促成这件事；如果是错误的，他们就应当请求陛下停止这件事。他们向主管部门询问情况，从道理上来说，是完全应该的。臣不知道他们有什么罪过，要受到陛下的责备；也不知道他们有什么罪过，要向陛下谢罪！” 太宗听后，心中十分惭愧。
太宗曾经在上朝的时候，对身边的大臣说：“朕身为君主，常常要兼做将军和宰相的事情。” 给事中张行成退朝之后，上书太宗说：“大禹从不夸耀自己的功劳，而天下没有人能和他争功。陛下平定乱世，恢复正道，使天下重新归于太平，朝中的文武百官，确实没有谁能比得上陛下的圣明光辉；然而陛下也不必在上朝的时候，亲口说出这种话。陛下以万乘天子的尊贵身份，却与文武百官争比功劳和才能，臣私下认为陛下实在不应该这样做。” 太宗非常赞赏张行成的话。
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中之中贞观十六年（壬寅，公元 642 年）
春季正月乙丑日，魏王李泰向太宗进献《括地志》一书。李泰喜爱学习，他的司马苏勖劝说李泰，效仿古代贤明的诸侯王，招揽贤才，着书立说。因此李泰上奏太宗，请求编撰《括地志》。太宗批准之后，李泰便大开馆舍，广泛招揽天下的贤才俊杰，人才纷纷前来投奔，门庭若市。李泰每月得到的财物赏赐，超过了皇太子。谏议大夫褚遂良上书太宗说：“圣人制定礼仪制度，是为了尊崇嫡子，抑制庶子。太子使用的物资，不受数量的限制，可以与君王共同享用。对庶子的宠爱，无论怎么深厚，都不能超过嫡子。这样做是为了堵塞嫌疑的苗头，根除祸乱的根源。如果应当亲近的人反而被疏远，应当尊崇的人反而被贬低，那么那些奸佞巧诈的小人，就会趁机兴风作浪。从前汉朝的窦太后宠爱梁孝王刘武，最终梁孝王忧愁而死；汉宣帝宠爱淮阳宪王刘钦，也几乎导致国家发生祸乱。如今魏王李泰刚刚离开皇宫，前往王府居住，陛下应当向他明示礼仪规矩，用谦虚节俭的美德教导他，这样才能使他成为栋梁之材。这正是古人所说的‘圣人的教化，不必严厉苛求，就能自然成功’的道理啊。” 太宗采纳了褚遂良的建议。
太宗又命令李泰迁居到武德殿。魏征上书劝谏说：“陛下喜爱魏王李泰，常常希望他能够平安无事，就应当经常抑制他的骄奢习气，不让他处于容易引起嫌疑的位置。如今让他迁居到武德殿，这座宫殿就在东宫的西边，当年海陵王李元吉曾经在那里居住过，当时的人都认为这样做不合适。虽然如今的时代和情况都与当年不同，但是恐怕魏王李泰的心中，也会因此感到不安。” 太宗说：“朕差一点就犯下这个错误。” 于是立即下令，让李泰返回自己的王府居住。
辛未日，太宗下令将判处死罪的罪犯，改判为充实西州；将判处流放、徒刑的罪犯，改判为戍守西州，各自根据所犯罪行的轻重，规定不同的戍守年限。
太宗又颁布敕令，在全国范围内搜捕没有户籍、四处游荡的人，限定在明年年底以前，让他们登记户籍，归附朝廷的编户。
太宗任命兼任中书侍郎的岑文本为正式的中书侍郎，专门掌管朝廷的机密事务。
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中之中贞观十六年（壬寅，公元 642 年）
夏季四月壬子日，太宗对谏议大夫褚遂良说：“你还掌管着起居注，所记录的内容可以让我看看吗？” 褚遂良回答说：“史官记录君主的言行，详细记载善恶之事，目的是希望君主不敢作恶，从未听说过君主自己取来观看的！” 太宗说：“朕如果有不好的行为，你也会记录下来吗？” 褚遂良回答说：“臣的职责就是执笔记录，不敢不记。” 黄门侍郎刘洎说：“就算褚遂良不记录，天下的人也都会记下来。” 太宗说：“确实是这样。”